1906年4月，朱积垒诞生在福建省平和县九蜂镇上坪村。他家有10口人，父亲在本村开杂货店，兼卖布，有田约20亩，家境比较富裕。朱积垒年幼时读私塾，15岁到九峰奎文小学读高小。

1923年，朱积垒高小毕业，因成绩优异，保送到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都读书。当时的集美学校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共青团两广区委会通讯员罗明和共青团上海委员会通讯员李觉民那时也在师范部高年级读书，他们在校内发售《中国青年》、《新建设》和《向导》等刊物，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变化。受其影响，朱积垒如饥似渴阅读进步书刊和苏联的新文学著作，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24年5月，发生了旅居厦门的日本人无理殴打中国人与军阀开枪打死无辜学生李文华的事件，激起了集美学生的义愤。他们要求去厦门示威游行，校长叶渊坚决反对，并以“开除”相威协。学生群起到校董处请愿示威，要求撤换校长。叶渊在学生面前假惺惺地表示愿意辞职，但第二天就翻了脸，宣布开除9名学生。这时，平常言语不多的朱积垒激于义愤，也上台演说，积极主张同叶渊的高压手段作斗争，呼吁实行罢课，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无理决定。叶渊不但蛮横无理，而且又采取提前放假、停膳、不让住宿等手段，逼学生们离校。学生骨干跑到鼓浪屿继续斗争。叶渊又勾结外国巡捕，驱赶学生。学生运动被镇压，这一冷酷的事实深刻教育了朱积垒，使他更加仇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他深感自己有改变社会现状的责任，为此给自己起了个别名，叫“朱先锋”。

1924年秋季开学时，共青团两广区委会又派罗明从汕头回到集美学校，开展革命活动，从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入手，秘密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经罗明介绍，朱积垒参加了左派组织。从此，他更多地接触到进步书刊，更加自觉地投入学生运动，积极写文章、出墙报、作演说，宣传进步思想。在1925年的学生运动中，朱积垒起了先锋作用，由此引起校长的仇视。朱积垒也因劳累成疾，病了一场。当他病愈复学时，叶渊竟授意教员把朱积垒的操行定为“丁等”，说他思想“赤化”，行为“过激”，要开除他。朱积垒理直气壮地跑去质问那位教员：“你对于共产主义已经研究过多少时候了？究竟‘赤化’和‘过激’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好？”那位教员无知而又无理地说：“我们既然知道共产是‘赤化’的东西，为什么要去研究他，岂不也要被‘赤化’了吗？哼！你真是个顽固的学生！”朱积垒义正词严地说：“你连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懂，也要随声附和站在反共的旗帜底下去高呼反共产的口号，真是糊涂极了！”为此，他撰文痛斥学校当局“专制”。

1926年初，朱积垒失学在家。此时恰巧罗明从广州到厦门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招生，就写信叫朱积垒来。经考试，朱积垒和郭滴人、李联星、陈庆隆等9人被录取，于同年3月20日乘海轮到达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进农讲所学习。

在农讲所，朱积垒听毛泽东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问题》，听周恩来讲《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听彭湃讲《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学习了《<资本论>入门》等。他对每一课程的学习都非常认真，特别在学习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时作了详细的笔记，务必弄通基本原理。朱积垒从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教育，并开始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农民问题，认识到旧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病根在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要打倒它们必须首先“造成人民的军队”；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动力；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为了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农讲所还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朱积垒积极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农民问题研究会”，并于八九月间在肖楚女和赵自选的带领下到当时农运搞得较出色的海丰县实地学习和调查。在2个星期与农民的共同生活劳动中，朱积垒了解到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从而加深了对社会问题总病根的认识。同时，他又看到了在彭湃领导下的海丰农协会和自卫军组织起来打败地主武装、实行减租减息的威力，从中学到了搞农运的好经验，增强了开展农运的信心和决心。朱积垒还把全国较好的有关农运调查的报告，如《顺德县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等全文抄在笔记本里。

经过对斗争实际的调查研究和对革命理论的刻苦学习，朱积垒逐步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由一个爱国青年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同年6月，朱积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站在火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1926年9月，从农讲所结业的朱积垒到了汕头，在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针对当时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社会上有些人对帝国主义所存的幻想，朱积垒写了两篇观点鲜明的文章。一篇是《帝国主义的末运与世界革命》，发表在广东《岭东国民日报》副刊《革命》第16期上，着重论证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一篇是《告盲目反“共产主义”的人们》，发表在1926年12月共青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第12期上，着重阐述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

1926年10月15日，朱积垒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随北伐军东征回到平和。回来后，他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撒下革命火种，使平和县农民运动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他出入平和县府，联络愿意支持北伐军的上层人物，把各阶层的人发动起来，支援北伐战争，从中团结爱国志士，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组成“平和县国民党第一区党部”，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此外，他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

他首先在家乡上坪村办起平民夜校，对农民兄弟宣传共产党主张，进行阶级教育。一天夜里，朱积垒给上夜校的农民兄弟讲“十二生肖”。当讲到“牛”时，他说：“牛吃的是草，却终日犁田、耙田，还耍挨人鞭打。我们‘做田哥’就像牛一样。”当讲到“猪”时，他先在黑板上画一头大肥猪，然后说：“十二生肖中最馋最懒的是猪，它吃得饱饱的，吃完就睡大觉，养的胖胖的，地主豪绅就像猪。”接着他问：“是谁把他们养肥的？”

“是我们种田人。”

“养肥了怎么办？”

“宰采吃。”

“对！”朱积垒进一步启发农民要组织起来，实行减租减息，并介绍了海陆丰地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情况。

那时官府、豪绅强迫农民种罂粟，向农民逼收鸦片捐，不少农民因之吸毒，许多人倾家荡产。一天，朱积垒走到田边，见农民朱国真正为罂粟除草、下肥，就蹲在田边和他拉呱。朱积垒说：“种鸦片不好，不是人吃鸦片，而是鸦片吃人，以后不要种了，鸦片捐也可以不交。”

“能不种不交吗？”

“能！以后我们也像广东海陆丰农民那样，组织起农民自己的协会，就可以不种不交，将来还要平分土地呢！我家10口人，有2间店、20亩地，多的也要拿出来分。”

朱积垒用通俗的语言，启发和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很快就把农民发动起来，大家纷纷要求组织农协会。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依据，以海陆丰农民运动为榜样，先吸收最贫苦的40户农民参加农协会。后除4户地主外，其余84户都加入了农协会。上坪村农协会是福建闽南地区最早成立的农民组织。朱积垒还给每个会员发了布质的《农会会员证》，会员证上印有“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12个字。

在组织农协会的同时，他依靠骨干力量，又在县城办了平民学校，还先后组织农会、工会、学生会和青年促进会，领导学生演“文明戏”，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等等。

在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中，朱积垒发现并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和农运骨干，如朱思、朱赞相、杨文元、陈彩芹、罗育才等10多人。这些人多数是他的同学和乡村私熟的青年教师，朱积垒通过他们，打开新的局面。

1926年底，朱积垒发展了10几个骨干分子入党。同年12月，乎和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在上坪村成立，朱积垒任支部书记。同月，又在九峰镇瓦片埕祠堂成立了九峰农民协会和九峰第一工会。1927年1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成立，朱积垒被选为特委委员，

1927年春，平和县的党员已经发展到80多人，成立了5个支部。朱积垒发展的第一批党员（除1个叛变外）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个个都和朱积垒一样，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不知“私”和“死”为何物的革命精神，他们前仆后继，全部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朱积垒从陈彩芹等人那里了解到，长乐山区农民生活非常困苦。长乐耕地面积有4000余亩，其中竟有3500多亩为地主所占有；地租多数是“死租制”，每年地主要收租5000余石。1926年是个大灾年，地租仍颗粒不减。租税交不起，还要利滚利。此外，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连嫁女娶媳也要交“新娘捐”，逼得农民无法活下去。仅山顶坪村，44户就有32户靠吃糠糊野菜、卖儿卖女过活。在这里，48％的青壮年因穷讨不起老婆而过一辈子独身生活。因此，朱积垒和支委们研究决定，把农运的重点放在长乐乡。此后，朱积垒经常到长乐指导陈彩芹、罗育才等开展工作。

朱积垒根据陈彩芹的介绍，找了罗谷香、罗谷流、罗景悠和罗坤生座谈。他们都是债务丛集、如牛负重的穷苦人。当他们听朱积垒说要组织农协会减租、减息、减兵役后，都要求加入农协会。

朱积垒和陈彩芹、罗育才商量，决定利用长乐圩日宣传、发动群众，又通知杨文元、朱赞相等人从县城赶来参加。圩日那天，县府浓曾子丹带两个差役到庵边坪来收“花票”（捐税）。正午时分，曾子丹身带短枪正逐摊逐个收捐税，朱积车一行来了。朱积垒指着曾子丹，向群众揭露官僚、地主的剥削行为，宣传实行“二五减租”和废除苛捐杂税的主张，号召农民兄弟加入农会。陈彩芹、罗育才、朱赞相、杨文元和几个农会会员上前阻止曾子丹征收“花票”。曾自恃是官方所派，吼叫道：“你们想造反啦，不要命啦！”并举枪威胁。朱赞相快步上前缴下他的枪，赶圩的农民围观呐喊助威。两个差役先溜之大吉，曾子丹见势不妙只得认错，并再三保证不再来收税。

朱积垒他们在山乡一连组织了好几起这样的活动，影响很大。本来一些人对朱积垒说的“五减”（即减租、减息、减捐、减税和减役）还半信半疑，现在相信了；原来对入会还要看一看的人，现在找上门来了。这时，以下坪农协会为中心，周围100多个小山村处处燃起农民运动的烈火。一时还没有组织农协会的山村农民感到吃不香，睡不好，就带着饭包，爬山越岭赶到下坪村找朱积垒，要求协助他们组织农协会。

据此情况，朱积垒跟支委们商量，决定分头行动，把农协会扩展到秀峰、洋半天、大溪、下寨、南胜，以及和大埔、永定交界的大山区——山顶坪、象湖山、小芦溪等地。朱积垒的足迹踏遍了平和县西北的山山水水。

不久，农协会发展到20余乡，入会的有2000多户。朱积垒为农协会起草一份《宣言》，宣告：农民协会便是我们的力量，便是我们的武器。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解除我们的痛苦；我们要用我们的武器，打倒我们的敌人。政权归农协会。

农运的声势像股股春潮，冲得农民兄弟心潮激荡；像滔滔巨浪，冲得地主豪绅焦虑难眠。乡里、城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反映到县长方日中那里。口口声声“遵循总理遗训”、“实行三大政策”、“提倡农民运动”的方日中很快撕下假面具，露出右派嘴脸，诬蔑农协会是“官不官，民不民，扰乱社会治安”。他纠集朱、曾、杨三大姓的豪绅密谋策划，由曾守臣、朱水番出面，搜罗国民党右派、乡绅，成立“平和县国民党第七区党部”，筹建所谓“党国的农民协会”；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朱积垒；又通过朱绍三，妄图收买朱积垒，瓦解农协会。朱绍三以朱姓族长、奎文小学老校长的身份约见朱积垒，先是说方县长受上司重托，要推荐一位有志之士出任大埔县长，他们认为朱积垒“才高识广”，可当此任；后又允由朱积垒征收“三溪”（大溪、小溪、芦溪）的捐税。朱积垒识破了这些阴谋诡计，严词拒绝。

这时，厦门发生了“四·九”镇压工人运动的事件，接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平和县的反动派蠢蠢欲动。朱积垒面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局势，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已拿起钢刀来屠杀革命人民了。他和同志们商量，及时把农协会办事机构从城里搬到九峰上坪村去。

1927年6月，罗明以特委特派员身份到平和指导工作。朱积垒向罗明汇报了农协会办事机构迁移一事。罗明肯定了这个做法，同时指出：“上坪村离县城很近，容易受反动派的袭击，应改换一个地点。”朱积垒当即提出到长乐乡去，说那里离县城30多华里，山高林密，地形险要，交通闭塞，并与粤东、闽西联在一起，而且阶级基础和农运工作较好。罗明表示赞同。

罗明走后不久，传来广东东江地区农民暴动和“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消息。朱积垒很受鼓舞。他和陈彩芹、朱思等研究决定，尽快成立中共平和县临时委员会和县农协会，以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开展斗争。

1927年9月间，在长乐下坪村召开了县农协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朱积垒为县农协会会长。农协会下设军事股、党务股、交通股。朱积垒兼管军事股。同时，成立了中共平和县第一届临时委员会，朱积垒任书记。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县委研究决定，以长乐为据点，向邻近各乡和县城四周推进农民运动，继续发展农会组织，开展“五减”运动，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枪支弹药，准备武装斗争。

1927年10月13日，朱德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经广东饶平县来到平和县城。县委成员朱积垒、陈彩芹、朱思、朱赞相前往朱德住处。朱德告诉他们，党中央已作出决定，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并告诉他们搞农民运动也要搞武装斗争。朱积垒向朱德要枪，朱德说起义部队经过大埔县的大埔角和饶乎县的茂芝前时，曾留下不少枪支给当地的农民自卫军，叫他们前往联系，互相支持。

1927年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罗明来到长乐，在罗谷香家召集朱积垒等负责人开会。会上，罗明传达了临时省委关于当前党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农民运动，搞农民武装斗争”的决定，要朱积垒以长乐为中心，“造成以农村包围县城的局面”。

会后，朱积垒立即行动。他按照海陆丰的斗争经验，布置各乡农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收集各种枪支，并派农协会会员罗景悠持罗明的介绍信，随秦文前往饶平农协会联系，搞回10多条长枪。

1928年1月初，农讲所总教官赵自选从广州来到长乐，向罗明和朱积垒介绍了广州起义经过及经验教训。在这之前，国民党第十一军离闽返粤，路经九峰，与当地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向各乡加派挑夫名额。那天正逢赶圩，县府官吏、差役到长乐强征，把农民陈连成、陈亚和等6人抓走，引起共愤。朱积垒认为这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好机会，随即召开农协会会议，商讨决定组织一次群众性的请愿斗争。

1月底，由长乐乡农协会领头，联合邻近各乡农民，组织了600多人的请愿队伍，从西门入城，直拥县堂。县长方日中吓得躲起来，由科长徐英出面周旋。朱积垒严正提出：无辜被捕的农民要立即释放。徐英推说县长不在，不敢作主。陈彩芹带领群众高呼：“立即释放被抓农友！”朱赞相冲上前去，揪住徐英的前襟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你就休想活。”狡猾的徐英向警察丢了个眼色，警察七八条枪全举起来，对准朱积垒、朱赞相等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朱积垒见状，转向群众说：“农友们，他们想开枪，我们挺上去让他们打吧！”被激怒了的群众一拥而上，高呼：“不放人，决不回去！”“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这时，朱思、杨文元等人领着县城的学生、店员、工人呼着口号也拥上来，把徐英和警察团团围住。徐英见势不妙，无可奈何地叫管监的开监放人。县府还被迫答应发布告，实行“三七减租”。

这一次请愿斗争的胜利成了平和暴动一次成功的演习。它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大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农协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各乡工农自卫军迅速组织起来。

2月上旬，平和县农协会开会决定，利用2月11日“天穿日”县城特别热闹的时机，在九峰中学召开第一区所属各乡（九峰镇、长乐乡、秀峰乡、崎岭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以扩大影响。

反动县长方日中得到农民要进城开会的消息，于2月9日召集地主豪绅朱绍三、朱少旭、曾希东、曾鸡公等人密谋，准备利用“天穿日”把朱、曾、杨三大姓绅士、房长和国民党头目集于县城，宰畜会餐，同时暗中调遣小溪警卫队和保安队共200多人，由曾鸡公指挥，四处埋伏，阴谋镇压。2月11日，第一区各乡农协会会员几百人按计划分三路进城。途中，朱积垒、朱思等得知城里官绅们的罪恶阴谋，立即改变主意，但在绕道撤回秀峰时遭到保安队的袭击，10多人被捕，其中有农协会骨干罗谷流和罗坤生。此外，前一天进城买东西走亲戚的长乐农民也被抓走3人，县府还出布告悬赏捉拿农协会负责人朱积垒。

朱积垒意识到一场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的斗争已势在必行，即于2月12日在秀峰召开县委会和县农代会。各乡到会代表40多人，经讨论作出决议：一、全体武装与豪绅对抗；二、组织（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公推朱积垒为团长；三、农会改换红色旗，废青天白日旗；四、与饶平、大埔联络，请其以实力相助。会上提出了“打倒国民党”、“暴动夺取政权”的口号。会议还决定公开印发有马克思、列宁像的小册子，宣传马列主义；公开教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加紧进行军事训练。

会后，各乡党代表和农会代表立即分头传达会议精神。朱积垒回到长乐，和陈彩芹、罗育才、朱贽相一起，在下坪召开群众大会，贯彻会议决议，动员18到45岁的农民参加工农自卫军。会后，自动报名参加的有500多人，编成5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小队。又把46岁到50岁的农民组织起来，编成担架队和运输队。

2月24日，朱积垒又召开县委和支部的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武装暴动的问题。朱积垒针对当时有人担心条件不足、暴动是否盲动的问题指出：“反动派已经要杀害被捕的农友，我们不去抢救，势必脱离群众。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会上，大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我们不动，反动武装亦必向我们进攻。”接着，他们分析了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权衡利弊，最后决定率领群众实行暴动。

会议决定：党内设暴动委员会，由朱积垒任总指挥，罗育才任副总指挥。“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除实行赤卫队组织法外，每百人增设党代表1人，参谋长1人，以加强组织领导和指挥；组织特务连、侦察队、交通队、宣传队等。对于武器筹集提出3条措施：一是将庙会演戏余下的1000元公款和会员自筹的钱拿出来，派人到广东购买枪支；二是请广东修枪师傅和铁匠，加紧打造单响枪、鸟枪、土炮；三是动员会员献出各种武器，如长矛、长钩、铁叉、大刀、剑、火枪等。同时决定“以平和农会发宣言，号召农民暴动夺取政权，没收土地，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作出分兵三路、以西路为主的攻城方案，并上报省委审批。会后，朱积垒再次派罗景悠等到饶平茂芝前农协会，请来了20余人的步枪队；并派朱锦裕等人进城侦察敌情。张鼎丞也从永定派了3名干部和20多名“铁血团”团员前来支援。

正当暴动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县委得到2个情报：一是省委派来帮助组织武装暴动的2位同志夜宿客店时被捕，现囚县城；二是被捕农友在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敌人准备下毒手。

情况紧急，不能拖延。朱积垒立即召开暴动委员会会议，决定3月8日举行暴动，并对攻城方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部署：由朱思、朱赞相带领崎岭和洋半天工农自卫军，加上大埔前来支援的20多名自卫军，提前1天在县城东北的崎岭乡打土豪，查抄地霸曾锦江的布店，以引县城反动民团分兵出城，然后插向城东南，配合西路主攻队伍截击敌人；杨文元带领小分队，夜里化装进城作内应，并作好破监救人的准备。西路主攻队伍由长乐工农自卫军一、二大队和九峰上坪自卫军中队、特务连（由自卫军常备队改编）以及饶平步枪队组成，朱积垒亲自指挥。罗育才带领长乐工农自卫军第三、四、五大队及永定“铁血团”，从北路配合。

会上，朱积垒强调各级领导人、党员和农会干部在暴动中要经受考验，起模范带头作用。

3月7日午后，春阳灿烂，长乐乡工农自卫军五个大队和邻乡的农军2000人集中下坪洋上墩，召开誓师大会。农军颈系红布条，小队长以上干部臂佩红袖章。开会前，大家互相拉唱：“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会上，朱积垒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指出现在反动派拿起屠刀要杀害我们被捕的农友，杀害省委派来的同志，我们决不能眼看着农友和同志惨遭敌人的杀害。我们必须刀对刀，枪对枪，以武力抢救难友，用暴动夺取政权。“打到县城去，救出受难兄弟！”“一切权力归农协会！”台下响起了一片口号声，震憾着丛山峻岭，冲击着每个人的心。

天刚黑，队伍分头出发了。西路军中，朱积垒带着特务连、饶平步枪队走在队伍前面，在他身后跟着旗手罗景悠、司号员陈宝洲；殿后是陈宝洲的哥哥、县委委员陈彩芹。队伍摸黑盘过几座大山。快到九峰上坪村时，突然下雨，天气骤冷，朱积垒赶紧传令：注意保护好火药枪、土炮、鞭炮。队伍到了九峰上坪村，与整装待发的上坪自卫军中队汇合。经过艰难的雨夜行军，队伍按时到达城郊的埋伏地点，沿着山垄地坎悄悄展开。

北路军在罗育才带领下，翻过乌梨凹，也按时到达紧挨城北的山垄。

天麻麻亮时，城西“砰”的一声枪响，暴动总指挥朱积垒发出了总攻信号，福建省革命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打响了。紧接着，陈宝洲吹响了冲锋号，于是洋号声、海螺声、枪声、土大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憾着闽粤边区的山城九峰镇。身材高大、脸色黝黑的朱积垒手握左轮枪冲在最前面，红旗手罗景悠高举红旗紧紧跟上，突击队员全都一个劲地往前猛冲。

罗育才带领的北路军虽然步枪少，但他们的“土大炮”、“土机关”和火药枪响得特别猛烈，敌曾鸡公指挥的保安队和警备队一时被打懵了。

朱积垒带领队伍冲到城墙下，立即命令架梯攻城。突击队的一个战士和上坪自卫军中队的一个队员先后牺牲了。这时，朱积垒掷上去一颗手榴弹，凭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他带领几名农军战士沿着木梯攀上墙去，开了城门。大队人马像决堤的洪流，涌入县城。

北路军同西路军汇合，直向县衙门冲去。前一天化装进城的杨文元等人带着破监工具，随队伍前进。

朱积垒率先冲到县衙门下，并命令罗景悠把红旗插到衙门前的钟楼上。农民战士看到钟楼上飘动着以斧头镰刀为标志的红旗，欢呼着往县堂冲去。

陈彩芹、罗育才、杨文元、叶健章等带领部分农军冲向监狱，砸开牢门，砍开卡脚木枷，锤断锁链，救出遍体鳞伤的罗谷流、罗坤生等难友20多人和省委派来的2位同志，放出“犯人”70多人。仇恨满腔的难友冲进土豪劣绅朱绍三、曾敬承的店铺，拿出煤油、棉花，一把火把县堂、监狱烧了。

农军进城后，反动县长方日中在一些保安队员的保护下往南门逃窜。朱积垒在率部追击时左手虎口和右脚板负伤。天大亮后，逃到溪南塔仔山的敌人发现农军装备低劣，便联络附近大乡的反动民团进行反扑。朱积垒、罗育才等认为目的已达到，决定撤回长乐。

中共福建临委称平和暴动“是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的第一幕”，“是整个中国革命潮流的一支”。它打破了农民长期以来惧怕官厅豪绅反动势力的心理，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工农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才可得到真正的解放。”省临委还致信平和县委，表扬他们“能为工农群众的利益”英勇斗争；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赞朱积垒工作努力，斗争勇敢。

平和暴动揭开了福建农民运动的新篇章，标志着八闽革命斗争走上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暴动后，平和反动派一夕数惊，恐慌异常，县长方日中不敢回去服职。新军阀张贞慌忙派了一营军队到平和，与当地保安队配合，对平和农协会进行疯狂反扑和血腥镇压。反动军队在大地主朱赞章父子带领下，抢光朱积垒的财产，烧掉了他的房子。朱积垒的家人被迫逃亡。接着，反动军队陈炽太营和保安队对农运据点长乐乡进行残酷的抢、烧、杀，农协会骨干罗谷流、罗坤生不幸被捕。他们宁死不屈，后惨遭杀害。

朱积垒负伤后先是在长乐下坪村养伤，并和陈彩芹、朱思等领导成员总结了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当敌军陈炽太营和保安队“围剿”长乐乡时，朱积垒转移到陈彩芹的家乡大窠村。

1928年4月26日，张贞派1个团，加上保安队，进攻大窠、小磜。朱积垒和陈彩芹、罗育才、朱思等率领农军和乡亲们转移到金岽山上的山顶坪。山顶坪在丛山峻岭之间，地势险要，西边紧接大埔，西北可通永定，东北联着小芦溪，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农军利用有利地形，神出鬼没，四处袭击敌人。进犯的反动军队不敢住下，在抢了东西放火烧房后，便仓皇逃出山去。朱积垒等又带领农军、乡亲们回大窠，重建家园。

“莫须怨来莫须愁，男儿须要报乡仇；革命成功分田地，烂屋烧掉住洋楼。”

在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山歌声中，他们砍伐竹木，搭起草寮，恢复生产，继续战斗。

1928年7月26日，朱积垒主持召开县委会。会上提出新的斗争方针，决定依托长乐，利用有利的“割据局面”，采用“敌来我去，敌去我回”，“分成小队，多方袭击”的战术，开展游击战争；“将农协取消，建立苏维埃政权”；把“五抗”运动发展为“宣布没收土地，……分配土地”，为此，决定除继续保持不脱产的工农自卫军外，“按照红军编制（三三制），成立红军二营，施以军事政治训练”，并“派人到县城及小溪去做工人运动和兵士运动。”朱积垒还提出，在当前残酷斗争的环境下，应特别注意党的组织工作，“尽量介绍斗争中积极分子入党。已塌台的地方，亦须派人去恢复。”

1928年8月，朱积垒等到小磜、上洋活动，培养和吸收了罗则生、罗金兆等13人入党，然后又通过他们到各山村去发展党的组织。罗金兆就先后到横耕田、坪回等村发展了8个党员。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朱积垒曾想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取得联系，但未能实现。

负伤后体质虚弱的朱积垒由于工作过分劳累而病倒了。病未痊愈，他又和朱建章、曾庆丙爬山越岭到象湖山等大山区去贯彻县委新的工作方针。接着，他们又转赴大埔县工作，在路经岩上乡苦竹凹时被密探发现，不幸被捕。

联防队长张悟真严刑拷打审问朱积垒，一连3天，拷打审问共5次。开始用竹夹夹他的手指、脚趾，后来竟用竹篾紧圈他的手脚，再用尖木打进去。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被钉得鲜血淋淋，痛得几次昏死过去。敌人用冷水把他泼醒，然后又用辣椒水灌鼻孔，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朱积垒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坚持着，只说自己叫“张国云”。敌人一无所获，就将朱积垒等3人押送到大埔县县府，投入监狱。朱积垒在狱中又遭严刑拷打，仍然不吐一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伤痕累累的朱积垒在狱中仍不忘党的工作。同牢房有10多个大埔共产党“嫌疑犯”，他鼓励他们，帮他们出主意，替他们写申诉状。状子理由充分，使得县府无法加罪，有几个难友由此而交保释放。朱积垒努力帮助难友出狱，但对自己却早已作了最坏的打算。他预先写了一封家信，托出狱的难友转给家人。信中说：“我该做的事情已做了，希望你们继续下去。”

不久，平和县反动派得悉抓到了朱积垒，急派大土豪曾沈卿、朱养才押送赏银前往认领。

曾沈卿、朱养才见了朱积垒，说：“上司有令，只要先生申明，今后不再参加共产党活动，并带领游击队下山归顺，不但可以免受重刑，还可以重用。”朱积垒说：“要杀便杀，何必多言。共产党人好比韭菜，是越割越长的。”

反动派无计可施，又怕押送途中遇劫，遂决定将朱积垒就地枪杀。临刑前，反动派强迫朱积垒跪下，他视死如归，巍然挺立，高喊：“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

朱积垒以壮丽的一生，实践了自己为提倡共产主义不惜牺牲个人的入党誓言。

（肖彪 黄耀光 杨锦和 魏秀茂）

出处：《福建革命烈士传（三）》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 福建省民政厅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0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