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求实创新、勇于斗争的政治品格和精神，正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建构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于新时代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田会议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时空形成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建构党的精神谱系、锤炼党的政治品格的精神源泉。古田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事件，深入探讨其在建党精神方面的传承和弘扬，对于总结中国共产党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成就和经验，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建党，是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价值遵循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灵魂。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守理想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真理和坚守理想是辩证统一的。在中国共产党建立、逐步发展壮大、独立应对和解决前进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时，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断筑牢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带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原则，正是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一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遵循。

从井冈山根据地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四军队伍在闽赣山区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民、旧式部队的士兵等加入红军队伍，红四军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也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而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党和红军之中，并且以猛烈之势滋长扩散。毛泽东对此严肃指出，“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2]，与共产党和红军是不相容的。并为此发出了警告：“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而古田会议则直接强调这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存亡，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加强思想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而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开宗明义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4]《决议》科学分析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源，党员大部分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因此，就必须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将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坚持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教育，从而确立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纲领。为此，党内思想教育问题被列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因而，“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政治水平，达到“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目的。同时，为了提高党员质量，强调要从政治思想上把好党员入口关，对新分子入党提出的五个条件中，首要条件就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5]。《决议》规定了10种教材和18种教育方法，并突出教育的针对性，特别强调了青年党员的教育。

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原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与中国建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成功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后，一直困扰着的党员数量和质量如何有机统一的问题，实现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结合，从而建立起了一个先进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求实创新，是对“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实践遵循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根本目标。作为一个使命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凝结为初心使命。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6]。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则是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的前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并始终坚守。但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直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古田会议前后确定的这个新道路以及制定的农村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无不是在逻辑上对“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但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工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依靠在城市中从事工人运动进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知识分子太多，而工人的积极分子太少。因此，中共中央在六大及六大后一段时间内片面要求领导机构“工人化”，要求在大城市工人集中区域发展党员。尽管如此，到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成分的党员“仅占全党百分之七”[7]。究其原因，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力量发展缓慢，而同时期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队伍的壮大，大量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因参加革命而不断涌入党内。以红四军为例，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占大多数。“兵夫约十分之七，手工业工人占十分之二，学商占十分之一，军队中产业工人成分极其低微。”[8]这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造成的橄榄型阶级结构。由于城市中反动统治阶级力量的强大，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设想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到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创建人民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里，就需要解决使共产国际担心的中国共产党将变成农民党的问题。“古田会议正是正视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实际，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9]

在如何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路径上，古田会议根据前期大量调查得出的实际情况，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大胆创新，从思想教育、组织形式以及入党条件等方面成功破解了共产国际所担心的“中国共产党将变成农民党”的问题。

《决议》提出了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纠正那些并非出身于工人的革命者原先头脑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此，《决议》全面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并列出了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及如何实现思想教育的种种措施，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找到了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伟大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重任的钥匙。

与此同时，《决议》对发展党员的对象，不以是否工人出身或贫雇农出身而论，而是向基层士兵敞开，提出了“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亦不应忽视”[10]。但发展的标准则是看思想政治觉悟高不高，能否忠实地为党积极工作，能否在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敢作战，道德品行好不好等。《决议》规定了新的五个入党条件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11]。随着这些能够吸引团结广大士兵于自己周围，为人民利益、为党的事业而战的楷模和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党便能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党领导下的军队便能成为一个执行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面对共产国际和当时党中央的文件中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根源这一情形，古田会议并不歧视知识分子，而是把知识分子党员和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混编在一起。《决议》仍然肯定了以前红四军采取的干部党员和一般党员、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和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混编为一个党小组的办法，认为这种办法“是很对的”。在同一个党小组中，知识分子党员和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能够相互沟通、相互帮助、加强团结、取长补短，这又是一个针对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一大创新。

“古田会议正视现实，立足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问题导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举措。”[12]正因如此，经过古田会议精神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从而担负起并一往无前地完成其初心使命。

三、勇于斗争，是对“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弘扬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从诞生伊始就铭刻着不屈的斗争精神，有斗争就会有牺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13]，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14]。“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15]。“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16]。古田会议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伟大斗争精神的鲜明铁证，其蕴含的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精神又正是其确立的思想建党的实践逻辑指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井冈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尽管面临着敌人军事上的围追堵截，广大红军官兵没有退却，没有溃散，“在浓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领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二月没有一文零用钱，物质条件如此困难，官兵奋斗精神并不递减……仍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纪录”[17]。他们“忠实于革命”，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和坚信革命必胜，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伴随着苏维埃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红四军队伍的壮大，党内、军内围绕前委和军委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在此过程中，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存在的削弱党的领导与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公开暴露出来。对此，1929年6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因而强烈呼吁党内同志“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否则“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古田会议的召开，就是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的坚决斗争，同时也是一种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决议》在分析各种错误思想的来源时，既承认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指出了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因此，会议提出，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克服和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红军中的党员再次从思想上入党，以纯洁党性和党的组织。同时，《决议》在规定发展新党员的条件中就要求“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这种以能否在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敢作战为标准的入党条件，本身就是对“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建党精神的直接传承与弘扬。

古田会议召开前，红四军党的领导人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等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央“九月来信”对此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真诚地作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不足，从而消除了分歧，解决了思想矛盾，达成了统一的认识，顺利地召开了古田会议。这种从革命大局出发、勇于自我纠正错误的精神和勇气，又在古田会议中得到了升华。《决议》号召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勇于和善于举起批评的武器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加增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决议》从政治化的角度，指出批评要有根据，要讲政治，讲究科学方法，注意原则，不能主观武断、庸俗化等。

红四军通过古田会议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此前存在的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组织松懈、流寇思想、军阀主义的残余等“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方法，消除了很多错误认识，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建立高水平的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18]。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前委，就是按照“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的要求选出来的。[19]

四、政治建军，是对“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宗旨践行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品格和价值指向。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的入党条件，必须是“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20]，这就形成了党员对党忠诚的基本要求。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对党忠诚和不负人民的一致性。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其核心思想是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性质和为人民服务宗旨、服从服务于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型人民军队。军队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从而使得人民军队拥有了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实质上就是对“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宗旨践行。

红四军在成立及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士兵中农民和旧式军队成分的增加，始终存在着雇佣军队思想和单纯军事观点。这种思想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轻视政治工作，总以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不愿意做群众工作等，对红军及革命都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正因如此，建立一支怎样的军队以及军队的领导问题，就成为古田会议前一段时间领导层中激烈争吵的主要问题。古田会议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决议》规定中国红军的性质“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乃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1]。这就抓住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本质，它是党为达成社会革命和人民的利益而建立的新型军队，具有人民本色。由此决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是为了人民，因而其除了完成军事任务，还要完成政治任务。鉴于这样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赋予的，所以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指挥枪”，这是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忠诚于党和服务人民的一致性。在这里，服务人民就是具化于军队除了打仗，还在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切实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决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脱离群众的不良思想和问题，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特殊党员”，并提出要坚决纠正不执行群众路线的行为。为此，《决议》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实现，规定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在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政工制度，健全和加强军队中的各级党组织，奠定党在军队中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从制度上保障党指挥枪。《决议》规定“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必须服从“政治领导”。“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地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22]。坚持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工作纳入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把“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列入党内教育的重要材料，从而使军队的“完成政治任务”有了更具体的指向。《决议》奠定了红军的政治工作，使政治工作成为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与此同时，《决议》还从军队党员入党的条件及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纪律要求上来保证军队内党员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决议》规定了五条“新分子入党条件”，严格党员标准，加强对党员的忠诚教育，强调党员在入党后要“忠于党的革命事业”；不仅要严进，同时要严教和严管，一旦发现“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23]。《决议》严厉批评了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和非组织的思想，强调党内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纠正“党的组织松懈问题”和“非组织观点”。《决议》规定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党员，克服军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教育引导党员要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

总之，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求实创新、勇于斗争等精神及其政治品格，全方位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建构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注释：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1页。

[3][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263页。

[4][17][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800、754-755、801页。

[5][10][11][22][23]《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页。

[7]《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215页。

[8]《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4页。

[9] 王新生：《古田会议的特质》，《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

[12] 林炳玉、刘中华：《古田会议精神新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14][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1059-1060页。

[18]《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19] 刘大可主编：《初心如磐：福建红色记忆》，福建教育出版社，2024年，第50页。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编号：23AZD04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市县志指导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