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福建的传播与工人阶级的觉醒同步推进。五卅运动期间，福建地区的共青团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逐步成长为自觉的革命力量。1926年4月，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福建正式建立了地方领导机构。此后，福建党组织经历了从城市据点向农村苏区的战略转移，从分散的支部向全省统一领导机构的组织整合，最终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团组织先行：福州与厦门党组织的创建（1925-1926年）

福建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以共青团组织为基础，通过“党团分化”逐步实现的。这一模式在福州和厦门两地表现得尤为典型。

（一）中共福州地委的曲折诞生

福州是福建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1925年9月，共青团中央福州特派员方尔灏致信闽籍共产党员郑超麟，直言福州团组织已有“三四十人”，却无党的组织，请求郑超麟代向党中央有关部门磋商，并要求多寄党的宣传品给共青团福州地委。[1]这一信件成为中央关注福州建党的直接契机。

然而，建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25年底至1926年初，福建军阀周荫人对共青团福州地委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进行镇压，团地委领导人之一翁良毓和福州学生联合会工农部主任周明等骨干被捕，学生联合会会所被封。面对险恶环境，方尔灏赴上海向团中央请示。1926年3月，方尔灏、林铮、陈聚奎、严明杰等人从上海返回福州，根据中央指示整顿团组织，并启动“党团分化”——吸收优秀团员入党，将25岁以上团员转为党员。

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方尔灏、施松龄、陈聚奎组成，方尔灏任书记。地委机关暂设方尔灏家中。[2]值得注意的是，福州地委直接归中共中央领导，管辖范围以福州为中心，涵盖闽北、闽东及闽中地区。

然而，初创时期的中共福州地委内部很快出现分歧。方尔灏与林铮、陈聚奎等人因工作矛盾与纠纷，分别向中央写信。1926年6月，中央派蔡珊到福州调解，改组地委，由蔡珊任书记，方尔灏改任宣传部长兼团地委书记，陈兴钟任组织部长。[3]这次调整暂时平息了内部纷争，使党组织得以集中精力迎接国民革命军入闽。

（二）中共厦门特别支部的建立

厦门党组织的创建路径与福州略有不同，更多依靠中共广东区委的直接指导和派遣。1925年11月、12月间，共青团广东区委将共青团厦门支部改为共青团厦门特别支部。与此同时，李觉民等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2月，中共广东区委派罗善培（罗明）以特派员身份到厦门开展工作。一是为毛泽东在广州筹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向闽西南各县招收学员，二是帮助厦门整顿团组织并从中发展党员。罗善培在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及农村工厂发展了一批党员，包括罗扬才、刘大业、阮山、林心尧等。至1926年3月，共青团厦门特别支部已有43人，其中18人兼具党团员身份。[4]

1926年5月，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党团分化”的指示，厦门正式实行分化，成立中共厦门特别支部。原厦门大学支部、集美小学支部、禾山农村支部、大中街支部等4个团支部转为党支部。厦门特别支部干事会由阮山任书记，刘大业任宣传兼组织委员，罗扬才任学运委员。厦门特别支部归广东区委领导，成为闽南地区党的核心领导机构。[5]

厦门特别支部不仅扎根城市，还积极向闽西、闽南农村拓展。1926年夏，阮山、林心尧回永定成立中共永定支部；胡穷我在漳州石码镇建立中共石码支部。这种“城市中心—农村辐射”的建党模式，为后来闽西南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二、区域整合：中共闽南部委的成立与运作（1927年）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福建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为统一领导闽南、闽西、闽中各县党的工作，1927年1月，中共广东区委调原中共汕头地委书记罗善培到漳州，建立中共闽南部委。

（一）组织架构与领导范围

1927年1月3日，罗善培先抵达厦门，将中共厦门特别支部改组为中共厦门市委，由罗秋天任书记，罗扬才任组织部长。随后赴漳州召开闽南、闽西各县代表会议，30余人参会，选举产生中共闽南部委，罗善培任书记，罗扬才任组织部长，季康任宣传部长，李联星任农委书记，农光任工委书记。同时成立共青团闽南部委，唐学溥任书记。中共闽南部委归中共广东区委领导。[6]

在中共闽南部委领导下，泉州、同安、南安、德化、永春等地相继建立支部或特别支部。至1927年初，闽南部委下辖党组织已遍及漳州、厦门、龙岩、永定、上杭、平和、同安、泉州等地，成为闽西南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

（二）培训干部与应对危机

面对福建国民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而干部匮乏的局面，中共闽南部委决定通过国民政府各政治监察署举办工农运动讲习所，培训工农运动干部，以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1927年2月，漳州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在第二师范学校开办，学员人数达100余人；（龙）岩（漳）平宁（洋）宣传人员养成所、上杭汀属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也相继开办。这些短期培训班为闽西南输送了大批革命骨干。

然而，1927年4月9日厦门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中共闽南部委早有警觉——罗善培从台湾日文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即将发动反共政变”[7]的文章，已秘密通知各地提高警惕。事变当晚，中共厦门市委连夜派人赴漳州报告，中共闽南部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是结束漳州养成所；二是翁泽生、谢志坚等政治色彩明显者转往上海工作；三是中共闽南部委转入秘密状态。

4月底，面对在福州、厦门、上海、广州等多地相继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形势下，中共闽南部委在漳州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所属各级党组织要有计划、有准备地领导工农和学生群众进行反对斗争，并作出四项决定：一是城市坚持地下斗争；二是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以闽西为重点；三是党组织秘密巩固；四是派罗善培、罗秋天赴闽西贯彻。会后，中共平和支部和县农民协会转移至长乐山区，中共龙岩支部撤往考塘村。这一及时的战略转移，使闽西南党组织基本保存下来。至7月底，中共闽南部委辖有党团员230余人。

三、全省统一：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建立（1927年）

1927年8月，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福建。党中央认为福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全省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决定将福建暂时划为闽南、闽北两区，分别设置临时委员会。

（一）闽南、闽北临委的分设与重建

8月初，中共中央派陈明（陈少微）到厦门转抵漳州，与原闽南特委领导罗明等人取得联系。8月中旬，在南靖、漳州边界召开特委扩大会议，选举陈明为书记的中共闽南临时委员会（即闽南临委）。与此同时，陈昭礼从武汉经江西到闽北崇安，8月中旬在建瓯建立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陈昭礼任书记。9月，根据中央“闽北中心应渐移福州”的指示，陈昭礼到福州成立了以葛越溪为书记的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福州办事处。[8]

至1927年11月，各地党组织基本恢复，为全省统一创造了条件。中央致信两个临委，明确要求“闽南闽北应即合并组织一临时省委”[9]，直属中央管辖。

（二）漳州联席会议与临时省委成立

1927年10月，中共闽南临时委员会书记陈明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受命召集联席会议。12月4日，中共福建各县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在漳州开幕。闽南、闽北临委及福州、建瓯、厦门、漳州、龙岩等县党组织负责人20人，以及共青团代表1人出席会议。[10]

会议听取了政治、党务、共青团、工运、农运等8项报告，讨论了12个重大问题。12月5日，选举产生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9人：陈明、陈昭礼、罗明、林熙盛、王海萍、蔡珊、李联星、葛越溪、陈祖康；常委5人：陈明、陈昭礼、王海萍、罗明、林熙盛。陈明任书记，陈昭礼任组织部长，王海萍任宣传部长。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和《告全省同志书》。

至1927年12月，中共福建省临时省委辖有厦门、福州两个市委，建瓯、龙岩、永定、漳州、平和五个县委，武平、南靖、德化、仙游四个特支，另有崇安等八个县委在建。全省党员约400人。[11]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成立，实现了福建党组织从分散到统一的跨越。到1928年2月，全省党员发展到1000余人，组织网络基本覆盖闽东、闽北、闽南、闽西。

四、结论与历史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福建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历程，主要有以下四点认识。

一是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具有“团先行、党分化”的鲜明特点。无论是福州还是厦门，党的组织都是在共青团组织相对成熟的基础上，通过吸收优秀团员入党、实行“党团分化”而建立的。这种模式保证了党员的质量，也使革命力量得以平稳过渡。

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是党组织发展的关键动力。福州地委的建立得益于方尔灏与郑超麟的通信联络，厦门特别支部的建立则直接来自广东区委的派遣和指导。福建不是孤立地建党，而是在全国革命网络的支撑下成长起来的。

三是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是福建党组织得以保存和发展的重要经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闽南部委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使党组织避免了全面覆灭。这一经验与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高度契合，也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是福州地委初期的方尔灏与林铮之争，折射出幼年政党在理论认知与斗争策略上的不成熟。此类的分歧与碰撞说明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是保证革命事业不败的根本。

从福州地委的几间民房、寥寥数人，到临时省委辐射闽西、闽北、闽东的党员队伍，福建党组织走过的从稚嫩到坚韧、从分散到统合的艰难历程告诉我们：一个政党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纲领的正确，更在于其在逆境中自我革新、扎根人民的能力。而福建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考验中，完成了信仰与实践的血火交融，为后来的革命高潮积蓄了深厚的组织力量。

注释：

[1][5][10][11]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福建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116、122、241-242、243页。

[2][3][4][6][7][8][9]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福建与新中国一起走过·站起来》，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43、45、47-48、49、51、51页。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科管处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