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闽东特委贯彻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分别致函国民党宁德等县政府和福建省政府，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愿意改编和拥护蒋委员长抗战”等主张。但国民党地方当局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仍然实行“北和南剿”政策，继续派兵“进剿”闽东红军游击队。8月中旬，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二旅派兵袭击宁德县西北境闽东红军游击根据地桃花溪一带，途经亲母岭时遭到红军游击队的伏击。红军战士在深山峡谷之地，以逸待劳，利用有利地形打击疲惫的进犯之敌，毙40多人，擒70多人，缴枪100余支，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嚣张气焰，挫败了其消灭闽东红军的企图。亲母岭之战成为促进闽东实现国共和谈的关键一战。

此时淞沪战事日趋紧张，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第七十八师相继北调，对闽东红军的“进剿”难以持续。8月下旬，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指令下，省保安处副处长兼保安第二旅旅长黄苏不得不通过福安县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张辅翼出面，与同在后援会工作的郭文焕相商，想通过郭找到闽东特委主要领导人叶飞，磋商和谈事宜。郭当时的色彩很“红”，公开身份为“蔡元记书行”店员，但真实身份是中共福安县城区党组织的负责人。郭得知这个讯息后，立即秘密赶到宁德虎贝山上，向叶飞汇报情况。特委主要领导人叶飞、范式人与郭文焕商议后，郭回福安县城向张辅翼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但佯称不知叶部所在，请求释放被关押在福安县监狱的中共地下党员陈斯克、雷美孚，让他们带路。如此，经过郭的几次来回奔走，双方谈判的时机渐趋成熟。国民党福建当局方面原先指名道姓要叶飞亲自出来谈判，鉴于不久前发生“漳浦事件”的教训，闽东特委经慎重考虑，认为叶不宜直接出面，但为了表示诚意，决定派被国民党方面看作是“叶飞部之参谋主任、在闽东有悠久之历史及相当地位的”特委主要领导人之一、闽东抗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闽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范式人为全权谈判代表。

9月，双方第一轮和谈在宁德县霍童镇文昌阁保二旅旅部举行。为防不测，叶飞把部队拉到离霍童六七里路的天通村集结。在为范式人一行送行时，叶飞问道：你们明天几时回来呀？范略加思索后答道：中午12点以前吧。叶说：那好，如果12点没回来，我就带部队攻打霍童镇。范偕同郭文焕、雷美孚、王焘生等人于上了夜灯后抵达霍童镇，到文昌阁见黄苏。黄摆上酒席招待范等人。席间，黄问：你们的队伍还有多少人？范答：1000多人。黄又试探着问：现在都驻在哪些地方？范笑答：你们搞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驻防的地区你们应该很熟悉的嘛！餐后，范等一行被安排在镇上一家小旅社歇息。郭文焕有些着急，担心安全上出问题。范式人则坦然处之，安慰他说：目前这种局面，他们不敢怎么样。

次日上午，范式人与国民党福建当局代表黄苏在文昌阁谈判，范按事先同叶飞等人商定的条件提出：“第一，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完全保持共产党领导，一切负责人员均由我们委派，国民党军政当局不能干涉，听政府及本省军事当局的指导，不受指挥与调动，给养由政府按名额发放；第二，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说明……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第三，所有民众的租债在廿六年（1937年）以前与田赋完全豁免；第四，释放政治犯；第五，周围驻军退六十里以外地区。”黄苏则提出将闽东红军独立师收编为省保安旅的两个团。因在“收编”与“改编”的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谈判无果。当天上午，范式人等返回。之后，闽东特委一面为继续谈判做准备，另一面加强抗日宣传和武装组织工作，还曾多次派代表与闽浙边区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如主动致函国民党浙江省庆元县政府等。

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福建等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游击区）的大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中旬，根据党中央“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的精神，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从香港到闽传达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同时应陈仪之电邀，“去福州商红军游击队问题”。国民党福建当局却以“闽东游击队没有固定地点，一下子找不到”“双方已在谈判了，不必去找”等为借口，百般阻扰张同闽东特委联系。鉴于这种情况，张云逸只得另想办法。于是，他发本埠信函给此前不久到香港培训已返回福州待命的中共闽中特委成员孙克骥，约孙到国民党省政府附近妙巷的一家旅馆见面。张云逸向孙克骥布置了去闽东联络闽东特委和红军等任务。囿于当时的境况，他们虽经努力，但此事还是未成。

在闽东，当闽东特委获知党中央派人欲到闽东联系但在福州受阻后，向对方联系人提出了抗议。同时，为了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尽快走上共同抗日之路，调闽东红军独立师主力集结于桃花溪至宁德县城一线，造成攻城之势。黄苏闻讯，急忙从霍童赶回县城，下令戒严，紧闭城门3天3夜。并且，再派人上桃花溪联系闽东特委，要求继续谈判。

于是，双方在宁德县城东门外的妈祖庙举行第二轮谈判。宁德妈祖庙也称天后宫，坐落在山脚下海滩边，坐东北朝西南，周边可停靠小船，时为保二旅驻扎地。闽东特委仍以范式人为代表。此时范恰生病，有腿疾，走路一瘸一拐，便坐着轿子前往。谈判的焦点，仍然在“改编”与“收编”上。但为了促成谈判，范式人还是在驻防区域上作了一些让步。可是黄苏意不在此，依旧提出把闽东红军“收编”为一个保安旅，委叶飞任旅长，范式人、阮英平各任一个团的团长。其如意算盘是，这样既能达到控制或吞并红军游击队的目的，自己又或可藉此晋升为保安师师长，甚或还可取省保安处处长之职而代之。范式人则坚持原则，从抗日大局出发，耐心阐述闽东红军的立场和主张，坚持只能将红军队伍改编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支队。黄见自己的设想无法实现，便推托说要再请示省政府。由于双方所持意见差别太大，第二轮谈判还是无果。

到了11月，日军攻占上海，福建沿海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国民党当局在“剿共”不成再剿不能的情势下，“主动发电报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派人去联络”闽东红军游击队，办理改编事宜。而黄苏却仍不死心，又派了一名中校团副传话给闽东特委，如果叶飞不能去，就请阮英平去一趟。为了顾全大局，阮英平应约赴会，仍到宁德县城东郊的妈祖庙与黄苏进行第三轮谈判。谈判间，黄还是重演“收编”故伎，摆酒设宴，封官许愿，以“师长”之职拉拢阮。阮英平当即予以严词拒绝，明确表示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改变。一番较量下来，谈判仍无结果。

11月下旬，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交通员顾玉良以新四军军部少校参谋的身份，携带新四军军长叶挺的信函到福州。顾向陈仪说明了来意，转交了叶挺的信。陈“看后要秘书打电话请保安2旅旅长黄苏来，他们商量后说：‘叶飞部队的红军游击队，今后要集中编入叶挺军长为首的新四军，在待命集中期间，所发生的困难和问题请与黄旅长接洽，由黄旅长负责处理，并由黄旅长选派人员陪同你(顾玉良)去闽东找叶飞。’我(顾玉良)告辞出来，和黄苏一起到保2旅旅部”，双方继续就具体事务进行商量。随后，顾在黄苏所派人员的陪同下到了宁德，在桃花溪见到了闽东特委的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人。顾向叶等人传达了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关于部队谈判整编的指示，告知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部队番号、编制和干部名单很快就会下达，要求闽东特委尽快完成国共和谈，部队待命整编。至此，与上级失去联系3年多的闽东党组织终于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

12月上旬，范式人前往福州，在顾玉良的参与下，就闽东红军集结期间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福建当局方面进行第四轮谈判。内容包括：红军停止打土豪，当地政府负责保护红军家属安全；红军必要时自行决定移动，然后及时通报；部队改编后接受当地驻军首脑指导，不能接受指挥；部队给养须由政府供给，标准按实际人数；给红军采购人员以采购所需物品的便利等。经多番交锋，国民党福建当局方面原则上接受了这些意见。这样，终于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主要为：一、停止内战，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三、保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共产党委派，只听必要调动不听指挥；四、释放一切政治犯，由共产党方面派人到各地调查并释放；五、划屏南、周墩、宁德、穆阳、古田为闽东红军驻防区；六、已分的土地维持现状，过去的租债一律免缴。随后，闽东红军游击队拒绝了开赴宁德县城集中点编的要求。

12月中下旬，叶飞等人在顾玉良的陪同下从宁德赴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途经福州时向陈仪辞行。当晚，陈仪“在省府设宴”为叶飞一行“接风洗尘”，作陪的有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叶成等人。12月31日，按照双方商定的协议，《中共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机关报《福建民报》上全文公开发表。《宣言》指出：“我们根据本党中央共赴国难宣言之原则，以极大努力与诚意，与军政当局进行了和平团结共赴国难之谈判。虽因种种之原因，一时未能实现，但最后终由于我们之努力而获得了军政当局之谅解，和平团结共赴国难之初衷实现了！”“为了取得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一致抗敌与消除一切的怀疑与误会起见，特宣告改变闽东人民抗日红军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取消中华苏维埃闽东军政委员会组织，停止争夺政权与苏维埃运动的游击战争，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与财产的政策……”这是福建省几个地区红军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谈判中唯一见报的宣言，在全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此，前后历时近4个月的闽东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和平谈判终于取得成功。

闽东国共和谈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和新四军创建史上相当精彩的篇章。整个和谈的过程虽然比较曲折，历经多番交锋，共举行4轮正式谈判，但最终促成了闽东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尽管这种局面并不稳固，但为此后闽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营造了较为良性的氛围。1938年1月24日，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从宁德石堂分批开往屏南棠口，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由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2月14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1300余名指战员在叶飞的带领下，告别闽东的父老乡亲，从棠口出发，北上抗日。他们的人数，占当时全军总数的八分之一。他们同其他抗日队伍一道驰骋于大江南北，奋勇战斗，屡立奇功，著名京剧《沙家浜》的故事原型就是来自这支队伍。范式人则接替叶飞担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留在闽东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

2.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福建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出版。

3.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革命史》编写组、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4.王盛泽、毛立红著：《福建三年游击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5.林戬主编：《福建革命纪事》，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6.顾玉良：《我到福建找叶飞部队的经过》，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出版。

7.林强、鲁冰主编：《叶飞传（1914—199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

8.王昊、王纪一著：《开国上将叶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9.缪慈潮、顾铭主编：《范式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10.张云逸：《华南工作报告（1937年12月24日）》；1938年2月15日《福建民报》新闻：《新某军参谋长张云逸前天抵省》；见中共文昌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1.罗永平、曾傅先著：《张云逸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出版。

（作者分别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