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全国地方志事业正处在两轮修志转换的时期，二轮修志工作全面结束，即将部署启动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在各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既赢得发展创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又面临新形势、新变化与新要求。由此，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应着眼于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落子布局，在汲取前两轮修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创新，科学统筹规划，建立健全适应发展需要的地方志编修机制，拓展多元化的地方志编修实践路径。

关键词：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基础；实践路径

全国地方志事业正处在两轮修志转换的时期，二轮修志工作全面结束，即将部署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与此同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以无比深邃的眼光与远见认识到历史传统与创新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志事业得到空前重视与发展机遇。

一、总结两轮修志实践经验，夯实第三轮地方志编修的工作基础

1984年，福建省拉开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序幕。至2024年，先后开展两轮大规模的地方志编修工作。其中，首轮地方志编修工作于1987年全面部署，2014年省、市、县三级志书全部编纂出版；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于2003年下文部署，2005年全面启动，2024年底除3部志书交付重大选题审查外，省、市、县三级志书全部编纂出版。回望40年来的两轮地方志编修历程，福建全省地方志工作机构从稚嫩走向成熟，致力于赓续文脉、资政教化、服务社会，是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记录者、资政者和传播者。

40年来，福建省地方志工作从编修“一本书”逐步向“一项事业”转变，持续推进工作创新，工作领域不断拓宽，形成“志、鉴、馆、网、会、刊”等多业并举的工作格局。尤其是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2015年《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等法规文件施行后，福建省相应制定了《福建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福建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等地方性配套规章文件，开展了条例的宣传和督促检查等活动，逐步确立了依法治志和统筹事业发展规划的理念。各级机构加强了建章立制，建立健全业务制度规范，出台编纂、评审验收规定，地方志事业走向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

40年来，福建省地方志事业工作范围逐步扩大，触角延伸至基层一线，方志成果丰富多元，形成了蔚为可观的地方志文化成果群。两轮修志共编纂省级志书169部（首轮89部、二轮80部），市县两级综合志书175部（首轮82部、二轮93部）；全省综合年鉴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部开编出版，率先推动实施福建省年鉴精品工程、全域年鉴精品工程，培育出一批省级精品年鉴和全国精品年鉴，年鉴“双精品”工作模式为全国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福建经验”；编纂并出版特色志、部门志、专业志、乡镇(村)志、综合年鉴等地情书籍近2000种、数千部，整理点校旧志100多部，完成地方志资料数字化6.8亿字，成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资料性文献库。

40年来，福建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坚持质量第一原则，把好编纂出版关，共有180多部志鉴和地情文献在全国和省级评奖中获奖。在首轮志书编修中，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率先在全国严格实施出版过程的“三审七校制”，获得全国同行肯定。在二轮志书编修中，加强分类指导、因志施策，强化主编总纂“一支笔”制度，严格评审验收制度和出版审查，严把出版关。有9部省志分志在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奖，其中一等奖1部、二等奖3部、三等奖5部。10部志书在1993年、1997年仅有的两次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中获奖，其中获一等奖4部、二等奖6部。在1993年、1997年、2007年全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中，共有120部志鉴和地情文献获奖。编纂出版的《妈祖文化志》《福建茶志》《闽学志》《寿山石志》等特色志书，《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先行的脚步——福建改革开放30周年纪事》《辛亥革命福建英杰图志》《福建家训》《福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和“蓝色福建 向海图强”丛书等专题图书获得各界好评；《永宁镇志》《元坑镇志》《大京村志》等入选中国名镇名村志丛书。截至2025年4月，福建省共培育了11部国家级精品年鉴，打造了34部福建省精品年鉴和全国仅有的2个省级精品区域（厦门市、泉州市）。

40年来，福建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坚持修用并举，在服务经济发展、闽台文化交流交往、“海丝”文献整理、申报“世遗”、寻根谒祖、规划编制、基础建设、旅游开发、申报地理标志产品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工作影响不断扩大。尤其在深化闽台文化融合、服务大局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如组织两岸学者合编《妈祖文化志》，整理出版《闽台历代方志集成》（省志辑、台湾志书辑），推动建设全国首个省级方志数据库——“闽台方志数据库”等。在活化方志资源、服务乡村振兴方面积极作为、发挥影响，福建省率先在全国提出“让地方志‘活’起来、让方志人‘活’起来”，形成“福建经验”向全国推广，如启动《中国影像志·福建名镇名村影像志》拍摄工作，用影像方志形式集中展示国家级名镇名村“群体相”；开展福建地方志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形成“福建方志特色记忆”品牌，助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40年来，福建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收获了许多有益启示。主要有：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强化组织管理，持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持续督促落实好“一纳入、八到位”[1]；三是坚持存真求实、质量第一的原则，建立健全资料保障工作机制，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四是坚持修用并举，强化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建设资源开发利用支撑体系，提升地方志事业的影响力；五是强化地方志基础建设，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提升适应社会现代化、智能化的能力；六是加强地方志人才建设，提升方志队伍编研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宣传服务能力。这些丰富的经验和启示为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地方志事业传承发展，为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赢得重大历史机遇

地方志编修代代相继，绵延千年。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具有编修和利用地方志的光荣传统。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千方百计收集、利用方志了解地方情况，指导革命斗争。194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党政军各机关“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42年1月，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公布实施，对修志工作的责任主体作出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地方志事业最早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再三提倡整理和编修地方志。

1978年后，地方志编修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划。1985年4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报告的通知》，地方志工作正式纳入各级政府的工作日程，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局面开始形成。同年7月15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正式颁发《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为新中国成立第一个由国家授权发布的关于编纂地方志的纲领性文件。全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由此全面展开。胡耀邦、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分别作出批示指示；王震、肖劲光、张爱萍、李德生、陈锡联、杨成武等革命将帅，纷纷为家乡地方志书题词，地方志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弘扬。

1985年，习近平同志从正定赴福建厦门履职，此后在福建工作17年半。习近平同志怀有浓厚的方志情怀，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地方志工作作出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针对性。在厦门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借阅了道光《厦门志》《厦门地方史讲稿》等史志书籍了解厦门市情，主持编纂《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书。1989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主动出席了宁德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并作题为《深刻认识修志意义，认真做好修志工作》的讲话，对修志工作认识、修志意义、指导思想、组织领导、方法步骤、人才队伍、志书质量等进行全面深刻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的修志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履新之初，仔细研读了地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1994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修志工作计划要点上作出批示，“特别注意把握好观点、材料、体例上的科学性、整体性、权威性以及志稿的客观性、历史性，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辅政’作用，激励后人以史为鉴，续谱新的历史篇章”[2]。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后，习近平同志亲自兼任《福建年鉴》编委会主任，到原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调研工作，听取地方志工作汇报，为《福建年鉴（2000）》《福建扶贫史》《福建省志·政府志》等30多部史志年鉴图书或作序、或致贺信、或题词，对地方志事业依然念之挂之。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仍矢志不移地重视修史修志，展现他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广博的文化情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首都博物馆参观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作了讲话，强调要“协调党史、军史、档案、政协文史资料、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的力量……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3],重视发挥地方志在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中的作用。此后，地方志工作相继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呈报的要报《关于编纂中国扶贫志的建议》中作出重要批示——积极考虑编纂扶贫志。同年12月，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专项。202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第三轮地方志编修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地方志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恰逢其时，迎来发展创新的重大历史机遇。作为地方志工作者，我们应乘势而上，紧抓机遇，立足当下，科学统筹规划，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和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时代变革，不断探索创新，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有新贡献，不断推进方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最大限度发挥存史镜鉴、资政辅治、培根铸魂的职能，为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贡献。

三、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拓展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多元化的实践路径

相较于前两轮修志工作，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面临着许多的新形势、新变化与新要求。主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法治中国建设步伐加快，对地方志事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激烈，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愈加迫切，对地方志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监督和维护文化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需求更加广泛，对地方志文化赋能、文化创新的要求更为迫切，等等。这些新的变化和要求，促使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必须突破原先的工作惯性和思维，跳出“舒适区”，深化内部改革和组织管理，提质增效，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因此，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是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的使命任务。

（一）以法治为保障，强化依法治志，建立健全依法治志工作机制

两轮修志实践表明：地方志法治化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必然要求，党委政府是关键，法制建设是前提，地方志工作机构是主体。40年来，随着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地方志工作领域扩大，地方志工作触角延伸到村镇、街道、社区、学校、企业、厂矿等各行各业，修志主体呈现多元化、社会化的趋势。同时，第三轮地方志编修面临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变化大、征集资料面广、历史资料流散多、修志主体不统一等新情况，迫切需要健全的法规制度体系，建立高效有力的工作机制。因此，在第三轮地方志编修进程中，各地要进一步完善以依法治志为核心，以“一纳入、八到位”为总抓手，以党委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为领导机制，落实地方志编纂的“官职”“官责”，形成以执法检查、行政督查为管理手段的依法治志工作机制，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增强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二）以改革为抓手，推进发展创新，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编修组织工作机制

从两轮修志实践看，编纂出一部精品佳志，最关键的因素是领导重视、体制机制创新和一个团结的专业团队。编修组织机制、编修方式、资料保障、工作队伍、质量评审、出版管控等各环节，紧密关乎地方志工作推进速度和成果质量，而强化领导力、组织力是编修组织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因而，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应聚焦主责主业，以改革为抓手，深化内部改革和组织管理，推进发展创新，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编修组织工作机制。

树立系统观念，科学统筹规划。在全省范围内把第三轮地方志编修从组织启动、资料征集、志稿编纂、评审验收、出版发行、转化利用、宣传服务、理论研究、队伍建设等工作环节一体谋划。改变“大而全”的框架设计，第三轮志书着眼特色化、轻型化、集约化、智能化目标，优化综合志鉴、专业志鉴、专题志、特色志、简志读本、地情概览、大事纪略等不同类型方志成果的编修机制，在编修工作进程中不断积淀多样化的文化成果。

创新编纂组织理念，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编纂工作机制。坚持开门修志理念，强化领导组织能力，以工作协议、课题委托、协同共建、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与高校、科研机构、文化单位等部门建立编纂合作机制，推进编修方式多元化，拓宽编纂研究工作领域，建立健全编研融合机制和在线资料征集、在线编纂、在线评审等机制，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策略的关系、质量与进度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构建优质高效、定位清晰、体量适中、资料精赡、特色鲜明的方志文化产品供给体系。

（三）以质量为核心，坚持历史唯物史观，强化资料工作，编纂出版高质量的方志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4]每一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就是一项大规模的文化供给。文化高质量且平衡的发展是破解文化产品供需矛盾，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对于地方志来说，抓好高质量建设的关键在于资料，强化业务组织管理是保障。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应坚持质量立志，强化资料工作，打造智慧方志。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地方志编修。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指出修志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志书既要避免宣传色彩，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来指导写志、编志”[5]。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应坚持历史唯物史观，整合文化资源，深化内容记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资料精华萃取出来，吸收学术研究成果，拓展地方志书人文价值和学术品位。坚守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宗旨，发挥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眼睛向上”转为“眼睛向下”，挖掘人民元素、讲好人民故事、传播人民力量，记录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展现地方志书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

创新资料工作机制，建设常态化的资料保障体系。从两轮修志实践看，资料是地方志工作的立身之本，资料质量直接影响地方志书编纂质量。每一轮地方志编修如果只是在组织启动后，才开始征集资料的话，那么许多社会类、行业类、经济类的历史资料将大量散失。资料短缺致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在两轮修志中都是共性的问题。第三轮地方志编修时限大致为21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将记录党领导人民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历程。这一时期，各地经历了数轮机构改革，机构撤销、合并、新设的情况很多，一些新组建的机构无法涵盖旧单位全部职能，很多资料存在缺项、断线甚至大量散失。从目前来看，第三轮资料收集缺失也将是普遍性的。为此，地方志工作机构应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借鉴广东、江苏、浙江等兄弟省份的经验做法，以及我省泉州市二轮修志中日记、月志、年鉴、志书“四位一体”的系统保存地情资料的工作机制，把资料采集工作列入日常的基础工作，分时段、分领域由专业人员组织即时性记录，并建立社会化的资料联络员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化资料保障机制，将资料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系统化，为地方志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强化全链条质量管理，建立健全编纂出版工作制度。地方志编修历经组织启动、资料收集、初稿撰写、志稿评审、审查验收、审校出版等环节，严格每一环节的组织管理，将精品意识贯穿于全过程，不断完善编纂规范，健全志稿评议和审查验收等制度，并以效益为导向，尽可能缩短编纂出版周期，增强地方志文化成果时效性。严格落实主编负责制和总纂“一支笔”制度，坚持“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的理念，以质量立志，展现地方志史料积淀和学术素养，增强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把好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保密关、文字关、出版关，编修经得起检验、具有传世价值的方志文化成果，为后世提供智慧支撑。

（四）以开发利用为归宿，驱动方志与科技融合创新，科技兴志，打造共享方志

地方志自古以来被视为辅政之书、资治宝鉴。经世致用、修志为用，是地方志事业不断发展、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进入了以科技为核心的战略竞争时代。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出了智能化、个性化、便捷化的需求，也对地方志成果开发、转化和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对历史积淀丰厚的地方志成果群而言，如何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是第三轮地方志编修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地方志工作机构需要面对的现实命题。因此，第三轮地方志编修要坚持修用并举，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驱动方志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创新，把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贯穿到方志领域，把历史与现代有机衔接，赋予方志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加强地方志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推进数字方志成果创新、话语创新、传播创新。创新方志话语表达，通过短视频、网络动漫、展览展示、有声读物、文艺创作等形式，以多样化、普及化、多类别的方志成果展现历史故事、文化底蕴。创新方志传播载体形式，孵化“方志+”“互联网+”跨行业融合和新媒体传播特点，建立全方位、多样化的宣传矩阵，让地方志从书斋走向社会大众。融入地方公共文化建设，推进地方志数据库建设，开发地方志专题数据库和特色数据库，研究构建新时代地方志智能化工作体系和服务体系，使地方志事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创新文化交流，拓宽文化传播渠道。加强与海内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交流合作，突出方志文化特色，服务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用方志讲好中国故事，宣介中国精神、发展成就、发展道路，全面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韵味与深厚内涵，推动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加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

（五）以人才培养为基础，建强方志队伍，提升地方志事业凝聚力、创新力和影响力

两轮修志实践表明：事业发展的基础在于队伍，要把培养人才，作为一项战略性、长期性的工作，常抓不懈。当前，地方志工作队伍是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为核心，部门、行业、乡镇修志机构为延伸，专兼职修志人员相结合。从总体上看，地方志工作队伍也处在两轮修志转换的时期，首轮修志中经验丰富的业务力量大多数已临近退休，二轮修志中经过历练的业务人员逐渐成长为中坚和骨干，方志队伍新老更替加快，新手渐多，而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研究型、领军型的人才较为不足。为此，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既是编纂出版方志成果的过程，也是培养方志人才队伍的过程，要注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综合素质。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年轻干部提出“七种能力”的要求，“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6]。这为地方志队伍人才培养明确了方向。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承载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藏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是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有力见证，也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坚实基石。在第三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即将部署开展的关键节点，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持“两个结合”，以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着眼于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落子布局，促进地方志事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方志文化创新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历史智慧和方志力量。

作者简介：李连秀，女，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省志指导处二级调研员。

注释：

[1]“一纳入、八到位”：即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任务，切实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 规划到位、工作到位。

[2]参见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和福建历史文化的重要论述摘编》内部资料，2025年。

[3]《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第1版。

[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第80页。

[5]习近平：《深刻认识修志意义，认真做好修志工作》，宁地委办〔1989〕52号。

[6]习近平：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见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2020/10/10/ARTI1602332411273782.shtml。

（本文责编：田保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