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承载着记录民生发展、反映社会变迁的重要使命，其编纂质量直接关系年鉴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服务效能。在解决年鉴社会部类如何设置类目与分目、如何选用条目这些基本性、规范性问题的同时，也应在增强可读性上下功夫。当前，受组稿方式局限、编辑专业素养不足等因素影响，年鉴社会部类的可读性仍需增强。应从优化组稿方式、提升专业水平、加强地情研究、推动数字赋能与智能传播、多方参考借鉴等方面综合施策，真正实现“编鉴为用”。

【关键词】地方综合年　鉴社会部类　可读性

近年来，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编纂受到的重视程度在加强，整体编纂质量在提高，特别是在中国年鉴精品工程的引领下，呈现“类目名称及总体框架稳定”“内容记述科学”“注重记述社会热点”等特点。^（1）伴随着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编纂实践的逐步深入，有关社会部类的理论探讨也在增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记述及框架设置等方面，^（2）逐步对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的记述范围、框架搭设、层级领属、记述方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有助于深化对社会部类的认识、指导社会部类的编纂实践。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的编纂质量就不能仅限于如何设置类目与分目、如何选用条目这些基本性、规范性的问题了，而应当从更为系统、纵深的视角出发，探索如何体现年鉴社会部类编纂的高质量与特色性，以及如何在组稿、编辑等实操层面予以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3），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记述的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内容。因此，从“编鉴为用”的视角出发，在科学设计好篇目、规范记述好内容的同时，进一步思考和探究如何增强年鉴社会部类的可读性是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对年鉴社会部类的认识

首先有必要将年鉴界对年鉴社会部类的概念认识作一些梳理。“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4）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将“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5个部分明确为并列关系，一般称作5个部类。在年鉴编纂实践中，存在一个逻辑共识，即部类高于类目，部类由所属类目组成。广义的“社会”指的是人与人形成的关系总和，可以涵盖除自然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显然，年鉴讨论的社会部类并不是广义上的与自然相对应的“社会”概念。年鉴中以“社会生活”“社会民生”“社会”“社会事业”“社会建设”等命名的类目，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年鉴讨论的社会部类，这类以“社会”命名的类目较适合理解为狭义的“社会”概念。

综合来看，年鉴编纂实践中涉及的社会部类，存在于广义的“大社会”和狭义的“小社会”之间，是指在年鉴百科内容中，除去类目归属相对明确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4个部分之外的类目，统称为“社会部类”。在年鉴中常设的“教育”“科技”“卫生健康”“体育”等类目，以及“社会生活”所涵盖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民族宗教、民政事务等内容都可归于社会部类范畴。《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将社会内容划分为教育、人口、民族、人民生活、民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风俗、宗教、方言以及社会现象11个方面。^（5）年鉴编纂实践中，教育、医疗卫生一般单设类目，人口、民族、人民生活、民政、社会保障、宗教等一般归入“社会生活”类目。

笔者认为，年鉴社会部类的核心要素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民生事务”。“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6），广义的民生概念几乎可以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任一领域，包罗万象。而狭义的民生概念是从社会层面着眼，主要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为此，涉及民众基本生存、发展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内容都属于狭义概念上的民生事务范畴，也就是年鉴社会部类“社会生活”类目的主体内容，包括人口家庭、劳动培训与就业、居民收入与消费、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婚姻、殡葬、社会救济、民族、宗教等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7）因此，高质量地编纂年鉴社会部类，就应当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内容记述好。通过提高年鉴社会部类的信息量与可读性，真实全面地展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成就这一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能真正体现年鉴作为公共文化产品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属性，发挥年鉴“录史存真、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年鉴社会部类可读性影响因素分析

“可读性，又称易读性、易懂性，指文本易于阅读和理解的程度或性质。”^（8）可读性是一部高质量年鉴应当具备的重要品质，在年鉴5个部类中最应体现可读性的是社会部类。地方综合年鉴组稿方式自身存在的弊端是造成社会部类可读性不够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党委、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具有权威、翔实的特点。由于年鉴文稿基于供稿机构或单位工作总结，具有明显的高度概括性特征，从供稿单位到年鉴使用者，信息传递层次递增，但有效信息量却逐渐衰减。从编纂实践来看，地方综合年鉴总体上走的是“取自于‘官，、用之于‘民，”的资料路径，实际上往往都是“就稿编书”，对“民之所需”这一关键前提重视不够，未能摆脱“官”导向的资料局限。具有概述性、总结性、宏观层面上的呈现多，场景性、细节性、具体点位上的记述少，年鉴使用者难以产生共鸣，导致可读性不够。

对照年鉴使用者对社会部类的实际内容需求，会发现社会部类对民生事务的记述同样容易局限于部门工作和宏观管理视角，而对下沉到民众的具有年度性、地域性、特色性的具体发展变化事项记述较少，资料单薄、内容缺失、记述笼统、缺乏深度，无法做到较为充分地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以“社会生活”类目为例，年鉴使用者关注的不仅是民政主管部门的所作所为，如果在涉及基层自治组织建设、行政区划及地名管理、社会组织管理、拥军优属、社会福利事业、慈善事业、救灾救济救助帮扶、老龄事务、婚姻与收养登记、殡葬管理与服务、移民安置、社会保险、医疗保障、住房保障、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实际成效及年度动态发展出现资料不足、信息不全、数据不翔实充分的情况，令年鉴使用者产生“用不上”或者“不好用”的认识，就会将年鉴束之高阁。

从框架设置上看，一些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基本框架多年未做调整，未能做到与时俱进，未能根据当地各年度社会变化及时进行科学、有效的调整，无法及时、全面、准确反映地方实际情况，无法满足年鉴使用者的实际需求。例如，2020年至2022年国内部分地区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医疗卫生等活动较多，应在社会部类下设相关分目或条目。但据笔者所查，这一时期的地方综合年鉴基本未在社会部类设置志愿者活动相关分目或条目。又如，近年来国内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尊老、养老、老年人就医等老龄事务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但部分年鉴未能及时调整社会部类框架结构，设置与老龄事务相关的类目。还有一些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未能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年度特点，如2023年春节期间，福建省闽东地区、闽南地区和闽西地区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海峡两岸对渡活动，但各地年鉴社会部类下基本未设相关分目或条目记述。

年鉴编辑人员专业能力有限是造成社会部类可读性不够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地方综合年鉴政治、经济等部类涉及的领域变化相对较少，内容也相对中规中矩。而社会部类涵盖的范围比较宽泛，更新变化速度较快，与精彩纷呈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因此，社会部类编辑过程涉及人口家庭、劳动关系、收入与消费、民政、社会保障、民族、宗教等多个领域，这要求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编辑人员在知识储备、专业素养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近年来，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年鉴编辑人员需要及时、全面地了解掌握相关行业发展信息与各地方社会变化的最新情况，进而及时、准确地调整年鉴社会部类框架。但是，目前各地年鉴编纂单位人员队伍专业结构比较复杂，能够完全符合年鉴编纂这些要求的人员较少。一些年鉴编辑人员对地情研究不够深入，不能洞悉各个年度内地方社会发展状况，只能按照征集的资料做表面文章。部分编辑人员对年鉴的体例规范、篇目设置等有一定研究，但是对地方情况、社会状况的深入研究、细致调研比较少，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更少。加上年鉴编纂机构人员流动性较大，特别是一些文字功底较好的业务人员经常被抽调到其他部门参加中心工作，这些都不利于开展年鉴社会部类的编纂工作。同时年鉴组稿涉及百余家供稿单位，资料征集与核补工作也是不易解决的难题，年鉴编辑自行查找资料也很难深入完整予以记述。因此，年鉴社会部类中对某一类事件的深度挖掘较为缺乏。

三、增强年鉴社会部类可读性的实践路径

增强年鉴社会部类的可读性是编纂高质量年鉴的题中之义，但无法一蹴而就，需要广大年鉴工作者更新理念，多管齐下，持续推动。

第一，优化组稿方式，坚持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编鉴为用”，年鉴编纂工作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充分发挥年鉴“为现实提供参考服务”的作用，也就是更好地服务读者。^（9）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特别是社会部类的内容要真正增强可读性，实现服务读者、服务社会的目标，就要不断优化年鉴组稿方式，逐渐改变现有年鉴组稿方式的不足，逐步扭转以年鉴承编或者参编的各个机构报送稿件内容作为社会部类框架设置基本依据的局面。要运用逆向思维，从各地方年度社会实际情况、年鉴使用者实际需求和社会实际需要出发，使基本框架设置能够有效指导综合年鉴资料信息的挖掘、征集，使得基本框架设置符合规范要求，更好地服务年鉴使用者。“要想切实做到全角度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服务，必须确保年鉴社会服务功能的多样性、信息的实用性和内容的真实性。”^（10）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与民生事务之间具有最直接、最高度、最紧密的关联性，也最受社会公众关注，所以社会部类的资料收集、编纂等就必须做到“以人为本，眼中有读者”，设身处地思考年鉴哪些信息内容是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要事、新事，哪些信息内容是群众迫切想知晓的，设置什么样的基本框架能对民众工作、生活提供帮助、借鉴参考。要在基本框架层次设置和具体内容编写中扎实推进年鉴编纂“取民所需”“为民所编”，并努力争取“广为民用”。

第二，提升专业水平，发挥年鉴编辑部“中枢调控”作用。年鉴编辑部要加强对撰稿人的指导，加强与供稿单位和撰稿人的沟通交流，引导撰稿人深入挖掘社会民生信息。年鉴编辑部要善于“点菜”，引导撰稿人挖掘对公众有使用价值的最新信息资料。同时，年鉴编辑部要多方“找米”，在综合年鉴基本框架设置、具体条目编写等环节，不能坐等各个供稿单位提供信息或原稿，应该通过各个信息渠道，如微信公众号、微博、各大官网等新媒体寻找“佐料”，帮助各供稿单位在职能范围内多提供民生“新鲜干货”。从具体条目内容视角来看，在综合性、总结性职能条目的基础上，鼓励更多地设置单一性特色条目，一事一条，充分记述年度大事、特事、新事、要事。以“教育”类目为例，注意记述涉及教育经费、教育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教师队伍、学科建设、教学成果等方面的实际成效、年度性动态发展。如教学成果方面，可单独设条目充分记述年度“高考”情况，包括考生规模、录取分数线、上线情况、上线层次以及在全国或全省的排位水平等；以“基础设施建设”分目为例，可记述年度内各级学校的新建、扩建、撤并、升格，省级或国家级以上重点硬件平台年度建设发展成效等，年度动态性大事要闻等，不必过细但务求要素齐全，不能只是在综合条目中一句带过。

第三，加强地情研究，坚持“事业优先”原则。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涉及的行政主管部门较多，尤其是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之后，相关部门的职能调整对年鉴框架结构设置造成较大影响。实际上，这对地方综合年鉴编辑人员在了解部门情况、熟悉地情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生活”类目内容涉及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民族宗教等众多部门，因应机构的职能调整，社会部类年鉴基本框架结构需同步作出相应的变化调整。笔者认为，机构职能调整带动的社会部类年鉴基本框架设置可以以事业主线为依归，打破部门藩篱，科学设置各级框架结构。年鉴编辑人员特别是社会部类编辑人员，需要深入了解、研究地情，才能依据各地社会情况、年度状况等设置出科学、合理的基本框架。以“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为例，部分年鉴将其分别归置到“卫生健康”和“房地产”类目下记述，一定程度上存在其逻辑性与合理性。但从地方实际情况及事业角度分析，这两块内容本质上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该年鉴设置有“社会保障”分目，相关内容更适合与社保内容并列在“社会保障”分目中形成整体记述，便于集中阐述辖区内社会保障总体情况和具体政策、大事要事，也避免“五险一金”这个民生组合的割裂，造成年鉴使用者资料查阅的阻滞。

第四，坚持创新突破，推动数字赋能与智能传播。当前，“互联网+”和AI智能已遍布各行各业，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正日益改变着人们的传统生活，为新时代的发展带来蓬勃生机。这给传统纸质文化产品带来了明显的发展压力，同时也带来了创新升级的时代机遇，年鉴编纂也面临着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年鉴编辑人员应该与时俱进，抓住计算机与手机的软硬件技术迭代升级的机遇，主动创新探索，建立健全年鉴信息化平台，积极“触网”，融合发展。社会部类作为民生事务的“集结地”，可借助二维码等实用技术实现与纸面内容的深度链接、与使用者深度交互，在平面的纸质平台上实现图文声像的立体融合，将大量的政策法规、解读文件、活动现场视频与照片等与民生相关内容通过云端技术手段收录进来。同时，以社会部类为先锋，进一步拓展思路，迈开步子，利用AI大数据和海量算法，通过自建数据库、结合网站和手机APP等渠道，搭建开放平台。一方面，可全面展陈电子年鉴，方便读者查阅使用；另一方面，可延伸相关链接资料，拓展年鉴广度与深度。为了确保数据的及时、准确、全面、科学，还可探索建立年鉴编纂联络员制度，及时收集、及时编发，动态发布相关条目内容。

第五，多方参考借鉴，坚持兼容并蓄态度。已有研究者通过对欧美畅销年鉴如《老农夫年鉴》《惠特克年鉴》，以及受欧美影响较深的华语年鉴如《新加坡年鉴(华文版)》《香港年鉴》的框架设计，结合中国内地地方综合年鉴开展比较研究，分析欧美畅销年鉴与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的区别及其成因，提出吸取欧美畅销年鉴的长处、改进我国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设想。^（11）借鉴国内外年鉴编纂的优秀成果，尤其是经历过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社会进程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年鉴中有关社会部类的框架设置、内容记述，很有意义。

四、结语

地方综合年鉴承载着某一地域范围内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权威信息，是集中展示区域年度发展概况的资料性文献。年鉴记述内容按照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5个部类来划分，是对年鉴编纂工作进行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年鉴社会部类应介于广义“大社会”和狭义“小社会”的概念之间，主要以狭义上的民生事务作为记述范畴，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应深化“编鉴为用”意识，将“以人民为中心”编纂理念贯穿年鉴编纂全过程。尤其是在年鉴社会部类编纂中，要始终关注公众需求，将增强可读性作为提升编纂质量的重要抓手予以推进。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可读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理念创新、机制优化和人才培养等多维度协同推进，需要从篇目设计、组稿方式、编辑机制、技术赋能等全流程进行努力，需要扎实树立为民意识、精品意识、创新意识，只有“从根到叶”理顺年鉴编纂，才能有效解决年鉴记述内容与公众需求匹配不够充分的难题，真正推动年鉴“为民所编”“为民所用”“广为民用”，最终开出繁花、结出硕果。

作者：欧长生，男，福建省顺昌县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年鉴工作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福建年鉴社社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学、教育学。

（1）周美凤：《优化年鉴社会部类记述方案的思考与实践——以第五、六批中国精品年鉴为例》，《中国年鉴研究》2023年第2期。

（2）杨军仕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78~84页；周慧：《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分类、标题及记述范围—以中国年鉴精品工程2018年卷申报年鉴篇目初稿为例》，《中国年鉴研究》2018年第3期；周慧：《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研究三题》，《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2期；林浩：《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的框架设计》，《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2期；刘树波、由岳峰：《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基本框架的设置及内容记述》，《中国年鉴研究》2022年第2期；周美凤：《优化年鉴社会部类记述方案的思考与实践—以第五、六批中国精品年鉴为例》，《中国年鉴研究》2023年第2期；付莉：《地方综合年鉴社会部类编纂探析》，《中国年鉴研究》2024年第2期。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3版。

（4）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

（5）杨军仕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第78～84页。

（6）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5页。

（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3版。

（8）陈洁：《国内可读性研究概述》，《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9期。

（9）吴朝庭：《基于关键路径法的年鉴编纂进度管理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2期。

（10）杜胜男：《浅谈加强地方综合年鉴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24期。

（11）高青莉：《欧美畅销年鉴对中国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启示思考》，宁波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