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古田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是党和红军早期关于宣传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之一。它探索了改进宣传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促进和推动了党和军队宣传工作在宣传对象、宣传内容、宣传载体、宣传话语等方面的重大转变，从而推进宣传工作群众化、本土化，宣传队伍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宣传载体多元化和传播话语通俗化，将党和军队宣传工作推向新的更高发展阶段，又探索和拓展了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的新路径，推进形成新的宣传话语和传播范式，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宣传话语体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古田会议；宣传工作；话语体系

1929年12月在闽西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第四部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系统阐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现实问题和纠正方法，探索了改进宣传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成为党和红军宣传思想工作制度化的重要起点。古田会议决议所蕴含的思想理论和科学方法具有穿越历史的时代价值。

一、古田会议前党和红军宣传工作情况

宣传工作是话语的传递，话语的背后是思想。话语不仅是思想理论的建构方式和表达方式，还是一种实践力量，它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和实践方式深刻影响着历史进程。革命年代的宣传话语往往基于革命实践的目标认知与诉求表达，凝成独特的话语力量。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建党初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在城市中领导开展学生和工人运动，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因此，宣传工作主要偏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传播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传播的方式多为翻译、撰写理论文章、调查研究，宣传话语多仿照共产国际口吻，政治理论和文件话语占主导，苏式话语表达较为深奥晦涩，对普通群众和农村地区缺乏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等人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农村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的农村位置偏僻，当地以小农经济为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由于长期的战乱，民众普遍对军队、战争有厌恶情绪。处在早期阶段的党和红军本身存在忽视、轻视宣传工作的现象，缺乏在农村地区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的实践经验。许多民众因对红军不了解产生了恐惧，以致于“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1]。另一方面，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在军事上进行“围剿”，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在政治上进行欺骗宣传和造谣污蔑，把共产党和红军妖魔化。在险恶复杂的斗争环境下，红军在数次斗争中因缺少人民群众的支持遭到失败，受了损失。红军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宣传工作事关军队的生存问题。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单独列出了宣传问题，形象地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2]。

红四军在赣南进军闽西期间，沿途印刷布告、传单、标语、捷报，宣传革命主张，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争取广大群众。1929年1月，红四军司令部颁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以四言韵语的形式，阐明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与任务，因其浅显易懂，琅琅上口，红四军很快被群众所了解和接受，产生了积极影响。同年3月，红四军取得了长岭寨战役的胜利，顺利进驻长汀城。红四军在长汀城内充分利用当地印刷设备，印刷了《共产党宣言》《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文件、布告，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为红军争取各方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汀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红四军在长汀得到休整和壮大，部队士气高昂。

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指出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工作，“以正确的策略领导群众，以宣传工作说服群众”[3]，要纠正忽视宣传工作的错误观念、以为组织重于宣传的错误观念、先组织训练而后宣传的错误观念、离开组织与斗争而谈宣传工作的错误观念。10月，红四军前委发布《宣传须知》[4]，对宣传工作的意义、原则、方式和技术进行详细部署。但基于当时的革命环境和军事斗争意识，红军宣传工作总体上仍未充分发挥积极有效作用。加之，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红军第八次党代会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严峻考验。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红四军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二、《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的内容分析及其特点

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顺利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统一了认识，选举产生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等多项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内容丰富，分为八大部分[5]：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工作；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古田会议决议科学总结了党领导革命和建军两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立足于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要求，以及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这一中心任务，古田会议决议突出强调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系统阐述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现状，对红四军内存在的宣传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为党和红军此后开展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促进和推动了党和红军宣传工作在对象、内容、载体、话语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迈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传播的新步伐。

第一，从革命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宣传工作的意义，指明了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向。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中，党和工农红军逐步认识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但古田会议召开之时，红四军由于受到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党内及军内的宣传工作出现偏差，出现不重视宣传员、排斥宣传员的现象，使得宣传工作处于被忽视状态。鉴于此情况，古田会议突出强调了宣传工作的意义，把宣传工作与军事工作视为同等重要，红军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6]。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7]如果宣传工作做得好，“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群众，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8]。如果忽视了宣传工作，那么“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9]，“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0]。这些精辟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红军的性质和使命任务，从革命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肯定了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对宣传工作的定位问题，使宣传工作摆脱了错误观点的影响，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

第二，深入剖析了宣传工作的现状及其存在的缺点，推进宣传工作群众化、本土化。

决议深入分析了红军宣传工作在内容和技术方面存在的缺点。就宣传内容而言，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总体上“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二是对象上忽略了对群众开展经常性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对城市贫民、妇女、青年等各个群体宣传不充分；三是宣传内容缺乏针对性、灵活性，“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很少破坏敌人的宣传工作。

针对上述问题，决议提出改进宣传工作的路线和方法。在宣传内容方面，要求发布一个具体的“红军政纲”，并在纲领指导下，以不同口号和方式对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增强工作的实效性和地域性。在宣传对象和内容上，强调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11]，把城市贫农（中小商人与学生）、劳动妇女、劳动青年群众、广大游民群众、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纳入宣传对象，并从实际需要出发，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的宣传，扩大宣传效果。

第三，健全宣传工作组织机制，推进宣传队伍建设制度化、规范化。

决议指出了红军宣传技术层面的十二个缺点，相应地提出了十二条改进办法，突出强调要重视宣传队建设，例举了红四军宣传队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一是宣传力量不强，“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队连一个都没有了”[12]。二是宣传队伍成分复杂，宣传工作质量不高。把俘虏兵、伙夫马夫、吃鸦片的、有逃跑嫌疑的、当司书当不成器的等，统统塞进宣传队。三是存在重军事轻宣传，宣传经费不足，忽视宣传员训练和督促，“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13]。

针对上述问题，决议在宣传队伍建设上明确提出制度化、规范化要求。一是明确宣传队组织规模和领导机制，由政治部负责，分级管理，保证人员配备和经费。“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14]“宣传队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15]。二是提出改造宣传员成分的办法，同时建立宣传调查和审查工作制度。“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16]，“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17]。

第四，明确要培养多样化的宣传人才，推进宣传载体多元化、话语通俗化。

决议例举了宣传载体传播方式陈旧不新鲜，方法不够灵活，宣传话语缺乏吸引力、感染力等缺点，如“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壁报出的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18]，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决议提出宣传队伍人才多元化培养、宣传话语通俗化的改进措施。一是培养多元化的宣传队伍人才，健全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化装宣传、艺术宣传工作机制。“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充实政治部宣传科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19]。二是改进壁报、画报、传单、布告、宣言、政治简报、革命歌谣、士兵俱乐部、口头宣传等宣传载体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宣传话语要本土化，通俗易懂，提升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如政治简报的编印“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一点，要清楚点”[20]。各政治部及宣传队“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针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宣传文字要简单，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21]，等等。

第五，加强红军纪律性宣传和对敌宣传，提升宣传工作政治影响力、革命战斗力。

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严格执行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宣传，用行动打消群众的疑虑，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力，“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决议主张重视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指出优待俘虏兵和医治敌方伤病员“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22]，策略性地提出五种方法，以此形成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鲜明对比，促进红军和党良好形象的塑造。

综上所述，《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系统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指明了此后党和军队宣传工作的新方向，形成了“大宣传”的工作格局，分层次推进对内宣传、社会宣传、对敌宣传，具有鲜明的革命实践性、政治思想性、人民群众性和现实指导性。这份文献集中展现了毛泽东宣传思想，是毛泽东将普遍宣传规律与革命根据地实际相结合，逐步完善军队开展宣传工作的制度与方法的体现，是党在宣传思想工作上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早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从那儿以后，在党领导下，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古田会议奠基的我军政治工作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3]

三、古田会议后党和红军宣传工作的新发展新变化

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深入部队并指导部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部队利用行军作战间隙逐条学习大会决议，全面检查存在的问题，逐步清除错误思想。红军部队按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组建了宣传队伍，并把宣传工作与政治思想教育、支部建设、纪律建设、群众工作等结合起来。如红四军的四个纵队将决议、《时事简报》、各个纵队创办的读物等作为教材和讲义分发下去，对士兵进行时势报告、红军纪律、群众工作等方面的政治教育，加强了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红四军政治部给每个宣传员发一本《红军标语》，到城市或大的乡村出布告、画报、壁报、政治简报，编唱革命歌谣等宣传革命主张。

为使宣传员职责更加分明，1930年4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就红军宣传员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作了18条规定，其中规定“每一个宣传员必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的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24]。6月，红四军政治部颁发《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规定红军宣传工作是各级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自己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经过宣传、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军队建设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部队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

古田会议确定的原则不但在红四军中实行，而且在其他部分的红军中和各革命根据地中逐步得到实行，特别是在闽西革命根据地较早地得到贯彻执行。在闽西中央苏区，闽西苏维埃政府健全宣传工作组织，密切了上下关系，统一宣传工作指导，宣传工作机制逐渐成熟，各项宣传工作取得极大成效。闽西苏区的革命文化宣传活动日益活跃起来。

1930年5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处颁布了《闽西苏维埃政府各部办事细则》[25]，其中明确文化建设部分设宣传、教育、建设各科。7月2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宣传委员会发布了《检阅过去宣传工作规定今后宣传计划》[26]，指出要健全各级宣传科的组织，并规定上下密切关系，明确要求经常督促红报与画报的工作。7月2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关于宣传工作的文字通告第二十三号》[27]，强调要主动向群众宣传政府的政纲与政策，健全各级宣传科的组织，同时密切上下级宣传科的关系，召开联席会议。8月，中共闽西特委颁布《关于宣传问题草案》[28]，检视过去的宣传工作，提出10个方面总的宣传任务和9个方面的宣传工作计划。9月19日，共青团闽西特委亦发布《共青团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29]，明确提出宣传工作青年化，建立支部宣传教育。这些政策性要求和规定的出台，推动闽西苏区的宣传工作不断深入，各种布告、宣言、画像、传单、标语、简报、红色报刊、红色书籍等不断出版印刷，闽西苏区成为当时中央苏区印刷出版业的中心。

为进一步推动红色区域群众斗争，1931年3月14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发布了毛泽东撰写的《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30]，内容包括了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小册子，要求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举办《时事简报》，强调《时事简报》是给群众和士兵看的，要求宣传话语本土化、通俗化，“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31]，同时“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32]，《时事简报》总体上“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郎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33]。

简报、标语、布告、传单、捷报是革命根据地最为常见的宣传品。这些宣传品内容短小精悍，旗帜鲜明，通俗生动，富有号召力和战斗力。尤其是标语，在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革命宗旨方面最直接最有效。在闽西苏区，有红军足迹的地方就有红军标语。这些红军标语为鼓舞红军斗志、瓦解敌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扩大苏维埃革命政权、发展苏区各项改革与建设事业发挥积极作用。

在红色宣传队伍的带动下，闽西苏区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文艺演出围绕着革命宣传和政治动员工作开展起来。苏区干部、宣传员不断引导和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宣传工作，经常采用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快板、民谣、漫画、诗歌、音乐、戏剧、曲艺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任务，热情歌颂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歌唱革命斗争的胜利，讴歌工农翻身的幸福。苏区革命文化在这一时期快速地发展起来。“每个村庄都有俱乐部、音乐队和工农剧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能歌善舞的演员，他们都是苏区文艺的表演者，又是苏区文艺的创作者。”[34]“文化建设有直接的宣传功能……思想性是宣传工作的灵魂，也是宣传工作的出发点”[35]。因此，从一开始，苏区的革命文化活动与宣传工作就紧密结合，相辅相成。苏区革命文化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通俗、生动的特色，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文化军队”的概念，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也是宣传工作的力量。革命文化和宣传工作在提升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斗志、争取苏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促进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重大贡献。

四、土地革命时期党和红军关于宣传工作探索实践的启示

宣传话语是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的统一体。话语在社会中进行传播，必须要承载一定的思想内容，并通过一定的表达方式传递给话语对象，得以被接受、理解和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宣传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套连锁的宣传反应机制，要有生成基础、传播机制、认同塑造三个层面的设计，即形成“广而告之、广而来之、广而服之”的逻辑框架，凝炼出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政策主张和红军宗旨要赢得群众的认同和响应，首先就要反映革命实际情况、回应群众需求；其次是要采用工农大众听得懂的语言宣传革命口号，从而发挥话语的力量；最后是获得广大群众全心全意拥护并为之奋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因此，党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建设工农武装力量的同时，也通过革命实践逐步建构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宣传话语体系。

古田会议后，党和红军部队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推进宣传工作，凝练出不少简洁鲜明的宣传话语，如“打倒军阀除列强”“革命者来”“打土豪、分田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将革命进行到底”等等，成为革命年代引领中国民众追求自身解放的思想指南。党和红军也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新路径，传播重心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由此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农民群众为主要传播对象的新阶段，形成了新的宣传话语传播范式。

古田会议对宣传工作富有成效的探索，成为党和红军宣传思想工作制度化的重要起点，也是党和红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宣传话语体系的重要起点。此后，从中央苏区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北京，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传播的道路一直延续下来，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古田会议关于宣传工作的探索成果，对做好新时代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固树立阵地意识，牢牢掌握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36]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二是要坚持人民性原则，确立宣传思想工作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37]，要坚持以人民中心，深入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相统一，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切身利益，通过接地气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使党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易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三要坚持创新性原则，与时俱进，创新宣传传播技术，抓好理念创新、话语创新、手段创新、机制创新，增强生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四要坚持系统性原则，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建好一支高素质多元化的宣传人才队伍，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注释：

[1]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57页。

[2]毛泽东：《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节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37页。

[3]参见《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878-897页。

[4]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1982年，第277-279页。

[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117页。

[6][10]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之《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79页。

[7][8][9][11][12][13][14][15][16][17][18][19][20][21][22]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之《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96、96、98、97、97、100、100、101、100、97-98、101、100-101、101、102页。

[23]习近平：《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96-97页。

[24][25][26][27]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1982年，第255-256、285-287、401、403-404页。

[28][29]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1983年，第76-80、131-137页。

[30]毛泽东：《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9-265页。

[31][32][33]毛泽东：《怎样办〈时事简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262、265页。

[34] 刘云：《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4页。

[35] 习近平：《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1990年1月），《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36]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59页。

[37]《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省志指导处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