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投志》在继承地方志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基本体裁和结构、章法的基础上，穿插运用了纪事、案例、简牍、亲历者说、故事等新的体裁元素。通过对新体裁的内容及文体、位置等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新体裁可归类于述、记、录等基本体裁，是对基本体裁的创新运用，并呈现出积极的效果：提供背景，揭示因果联系；记述深入，深化主体内容；故事生动，注重反映人文；文献客观，强化志书权威；拾遗补缺，辅助处理详略；多维视角，立体呈现事物。《国投志》对新体裁元素的引入，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阅读体验，增强了志书可读性，为地方志体例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国投志》；体裁；创新；编纂方法；可读性

《国投志》是记述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投”）及其所承担的国家重大投资活动的专志，由国投自发组织编纂出版，在编纂体例上进行了创新，“编者从谋划之时就设想将《国投志》编纂成为一部具有可读性的公司志书”[1]。所以在继承传统志书体裁、结构和章法的基础上，大胆地引入了新的体裁元素（以下简称“创新体裁”），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志书的记述对象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地方志应当积极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新的设计，使方志文化实现‘活态化’‘创新化’，进而融入新时代、链接新生活、创造新价值，自觉地与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方向相适应。”[2]《国投志》引入创新体裁，为地方志体例创新提供了积极探索。本文通过对《国投志》创新体裁的内容及形式进行阐述，评价其功能和效果，分析其特征和属性，提出体裁创新运用对新时代修志工作的启示，旨在为地方志体例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促进地方志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一、创新体裁内容及形式阐述

简牍。“简牍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书写载体，其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代，我国就已经有了将竹木作为书写材料的记录”[3]，现泛指文书、书籍、书简等。《国投志》形象地将其用作志书体裁的代称，收录了通知、规定、意见、请示、报告、纪要、章程等文献。多数简牍对文献原文收录，部分为摘录。全志使用33条简牍，其位置随所归属的主体内容设置，一般置于主体内容之后，也有少数简牍根据需要设在主体内容之中。简牍所收录的文献，有关于国投及其前身产生和发展的原始背景资料，有涉及国投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转折点等关键信息，还有涉及国投组织机构、管理制度、经济活动、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文献。

纪事。其本义是记叙事实。《国投志》的纪事实际上采用的是纪事本末的手法。有学者认为，纪事本末体继承的体式源头是《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4]《国投志》运用该体裁主要记述国投发展历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典型的事件或实例，详具一事之首尾，并通过以事系人的手法反映相关人物。纪事所载事件和实例展现了国投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作出的贡献，并通过对相关人物及其事迹的记述，反映国投企业文化。《国投志》在重大事件记录、里程碑式进展、挑战与应对、社会责任与贡献、人物与团队等方面都使用了纪事体裁。纪事对象的层次偏于宏观，侧重记述对局部乃至全局有影响的事，附带反映相关人物。全志共使用32条纪事，置于相应的主体内容之后。纪事采用语体文，实事求是，有叙无论。

故事。主要记述国投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事，“每事为篇”“详叙其始终”“各编年月、自为首尾”，[5]并通过以事系人的手法反映相关人物。相对于纪事而言，故事的叙事偏微观，着重从反映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记述有代表性的事，更注重对人的反映。全志使用30个故事，9个插入相应的主体内容之中，21个置于主体内容之后。故事原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国投志》将故事作为志书体裁名称，意在取其部分本来的含义，记述涵盖公司各个发展阶段的事及相关人物。故事采用语体文，记述客观，述而不论，始末完整，反映人物生动。

案例。案例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由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地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6]《国投地》采用案例这一体裁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采用实证记录、过程分析、决策及影响等方式，记录对国投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或项目，并总结经验教训。这些事件或项目，是国投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的举措、决策、成果或成效的实例呈现，起到深化志书主体内容的作用；同时还总结经验、揭示问题，为国投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为后人研究分析国投历史提供可靠资料。全志共使用6条案例，2条插入主体内容之中，4条置于其后。编者在案例的选取上注重代表性和典型性。案例采用语体文，以事实和数据说话，不涉议论。

编者言。《国投志》仅设1条编者言，置于“国投前身”篇“职责与边界”章“冲突”节主体内容之后，660余字。编者言根据编者所掌握的背景资料，结合其他体裁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对主体内容及其历史背景、前因后果进行阐述和评论，“追溯记述事物的渊源和背景，突出记述事物的特色和地位”[7]，包括国务院专门发文协调各方矛盾的背景、成立投资公司“最初的动议”的缘起、“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矛盾”的原因、未来“更多具体的纠缠”的可能等方面。[8]编者围绕“国投前身”“职责与边界”的“冲突”这一主体内容，以个人的观点和评价牵丝引线，勾勒主体内容及其因果的轮廓和发展脉络。编者言采用夹叙夹议的笔法，但叙有根据，议不空泛，属于记写事实兼阐述观点的应用文体。相对于读者而言，编者掌握更多的背景资料，对主体内容的理解更为全面，故编者言以相对客观的叙述与适度的议论，从比较宏观的层面对主体内容进行阐释，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主体内容，某种意义上发挥着导读的作用。

亲历者说。从本质属性上来讲，亲历者说是更接近于事实真相的口述史。“口述历史具有大众性，富有平民色彩；具有真实性，富含历史细节；具有典型性，富有时代特色。”[9]该体裁从亲历者个人的视角叙述国投的历史，为读者提供多维度的佐证史料。亲历者说以叙述为主，寓观点于历史事实的阐述之中。《国投志》共设22条亲历者说，3条置于主体内容之中，其余置于主体内容之后。该体裁以亲历者、参与者的回忆和叙述，记录国投发展历程中重大投资决策背后的故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挑战与困难、国家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历史事件的回顾与反思、国投企业文化等方面内容。亲历者说以陈述相关经历为主，不含议论，属记叙文体。

志中大事记。物有本末，事分主次，任何一部志书皆需要处理好详略关系。志书详略得当可执简驭繁、有效控制篇幅，清晰地凸显事物的轮廓及其发展脉络。[10]《国投志》除了设置志首大事记以外，还在各分志创设了志中大事记，以协助处理详略关系。《国投志》的志中大事记一般设置为分志的类目或嵌于类目的正文之中，作为最小记述单元，记所属层级里的大事；皆采用编年体，依时序记事，一事一记，位置一般排在各同级类目之后。志中大事记与志首大事记的区别在于，记述对象的层级不同，志首大事记统领全志所涉大事，而志中大事记只记各分志的大事。《国投志》共运用了8项志中大事记，其中7项以目或子目等竖写的基本单元设置，另有1项嵌入主体内容之后。后者在记述建材化工业务的资产处置时，先用近300字的篇幅概述了资产处置的总体情况，其后用10行字罗列9条大事。

二、创新体裁功能和效果评价

背景相关，揭示因果联系。彰显历史逻辑是志书内容质量把控的重点，也是衡量志书价值的重要依据。[11]简牍、纪事、案例、亲历者说等体裁所收资料绝大部分与主体内容存在紧密的联系，能够辅助读者从多个角度了解事物发生、发展的背景、经过等信息，既构成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对主体内容的佐证，又起到揭示因果的作用。如“国投前身”篇“职责与边界”章“冲突”节，记述了“国家六个专业投资公司一诞生就处在国家计委、行业部门、行业公司、建设银行以及地方政府的夹缝之中，权力边界的矛盾与冲突不断”，“成立不到一年，1989年2月17日，国务院就不得出面协调各方职责和利益关系”等历程。[12]该节之后的简牍收录了一份近3000字的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和机构改革办公室关于有关部门与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职责划分意见的通知》。之所以全文收录篇幅如此之长的文件，是因为本节主体内容所记述之冲突非同一般，“这场改革的难度、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的矛盾，超出改革谋划者的预想。”[13]该简牍交待了主体内容的历史背景和矛盾冲突的原因。简牍作为志书主体内容的有效延伸，通过相关文献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事物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因、政策背景、重大转折、关键节点等信息，使读者知其所以然，更好地理解志书主体内容、把握事物发展脉络。再如“一次创业”篇“管理”章“账务管理”节的“组建资金结算中心”，主体内容记述了国投根据1997年财政部《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统一筹集、分配、使用、管理和监督资金活动”的要求建立资金结算中心的历程。在主体内容写至“1995年成立以来，国投在资金上一直实行法人单位自主分散管理，下属单位多头开户和资金体外循环现象较为普遍”之后、公司结算中心筹备组建之前，插入一则亲历者说：据当事人回忆，“由于国投脱胎于6个投资公司，成员公司数量大、单体规模小，区域和行业分布广泛，且公司刚成立，所属企业集团意识淡薄，山头主义、本位主强烈，推进资金集中的难度很大”[14]。通过亲历者的视角，还原了当时组建结算中心的挑战与困难，以点带面反映出国投组建资金结算中心所经历的挑战与困难。此外，纪事、案例等体裁所收资料也不同程度交待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背景、过程等信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揭示因果的作用。

记述深入，凸显关键节点。“方志这种著述要求所记内容即要有广度又要有深度。……所谓深度，是指所记内容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15]纪事和案例某种意义上起着放大镜的作用。纪事着重对事物发展关键节点的具体事件进行记录和阐述，是对重大事件的展开记述，反映的是主体内容关键节点上的纵深，并以事系人反映相关人物。而案例则是采用实证记录、过程分析、决策及影响等方法对重大事件进行阐述和分析，进而形成结论，更深入地凸显关键节点。志书要求全面、系统地反映事物的历史和现状，倘若只注重全面性与系统性，则难免浮于浅表，丧失了深度。而通过纪事、案例等体裁的“点”与主体内容的“面”相结合，则使读者既看到事物全貌，又能抓住关键，立体地了解国投的历史，实现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效果。如“一次创业”篇“业务”章“交通”节的“节流开源”，主体内容交待了“国投交通经营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资金回收、路桥港项目的开发和经营管理以及存量资产的盘活”[16]，其后就如何实现回收资金、节流开源设置了2条纪事[17]：其中一条是“茂名325线公路项目‘收费收入账户监管’”，讲述1996年国投交通公司与茂名市公路局合作投资的项目，因对方挪用资金而延期付款，进而协商与对方及当地银行签订“收费入账监管协议”，从而实现对项目资金使用有效控制的过程。纪事对国投交通公司在回收资金、盘活存量资产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生动的描绘。由于一次创业阶段的国投刚刚由国家6个专业投资公司撤并重组而来，“形成国投业务基础的是国家先后划转的858个项目……其中属于已破产或面临破产、长期严重亏损并扭亏无望的有120个”[18]，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国投回收资金、盘活存量资产以实现节流开源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两条纪事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投公司当时的处境，印证了“节流开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如“二次创业”篇“管理”章“安全生产”节的“安全管理主要举措”，在记述“实施NOSA（诺成）体系”的主体内容之后，设置案例“国内首家通过NOSCAR认证水电厂——雅砻江水电二滩电厂”。NOSA体系是“一种科学、规范的职业安全健康环保管理体系……目标是实现安全、健康、环保的综合风险管理”[19]。该体系建设是国投在经营管理中实现安全生产的重要举措之一，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历时6年时间才得以全面启动和实施。案例首先实证记录了二滩电厂投厂前10年不安全事件多等历史状况；其次，对二滩电厂事故系统中“人的行为、物的状态、管理、环境”四大要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论证，得出安全管理需要从“事后补救”向“风险预控”转变的结论；最终决定建设NOSA体系，并实现安全生产3383天的长周期安全纪录，还获得了NOSA的最高成就NOSCAR（中国区域首顶唯一桂冠）。[20]此案例有力地突出了其所属的章、节、目“安全管理”这一关键节点，使读者能够对该部分主体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

故事生动，注重反映人文。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21]志书绝大部分的记述对象都是人类本身及其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修志工作中应当注重对人的反映，谋篇布局突出人文。“在旧志中，人文部类是精华所在，尤其是人物志，被称为‘志中之髓’。”[22]国投的历史，是由一个个员工书写汇集而成。《国投志》采用故事、纪事等体裁记述国投发展过程中具体的人和事，展现国投人的奋斗过程、成功经验和感人瞬间，突出对人物记述，生动地反映了国投的历史人文。如“一次创业”篇“业务”章的“经营管理”，在记述“收缩占线，脱离生存窘境”时设置了一则故事[23]，讲述国投于1994年10月派项目经理李友军、程军赴安徽金寨县书画纸厂催还资金，因2年前百年不遇的洪灾，项目损失殆尽，有当时的书面报告、洪灾录像等证明。这意味着国投在该项目上234万元的投资损失殆尽。后来，2名项目经理接到匿名电话，被告知该项目其实没有完全建成，洪灾只造成部分损失。在公司的支持下，2名项目经理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一系列措施追回余款115万元，“极大地提升了公司收缩项目的信心”。故事深动地反映了国投在一次创业中的艰难处境，同时通过以事系人的方式，记录员工在公司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再如“二次创业”篇“管理”章“科技创新管理”节的“重点科技项目”，在记述“海水淡化”的主体内容之后设置一则206字的小故事[24]，讲述的是因海水淡化项目工程进度紧张，工程师李雪磊在妻子临产前一天才匆匆回家，小孩出生后又赶回工程现场；因长期坚守试验一线，以至于5岁的孩子见到父亲第一面都不敢打招呼。通过这个小故事，反映出公司重点科技项目的成绩来之不易，是由许许多多像李雪磊这样的国投员工的忘我奉献的结晶，间接地反映了国投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国投志》通过运用故事、纪事等体裁对员工此类事迹的记述，可有效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提升公司凝聚力。此外，故事里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也可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借鉴。

文献客观，强化志书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5]志书作为一方之全史，要成为最好的教科书，就必须把好史实关，确保志书的权威性。简牍收录的文献均以原始资料直接收录或摘录为主，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其作为主体内容的背景资料和佐证材料，进一步巩固了志书的权威性。而亲历者说由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叙述国投历史，最大程度地还原事件原貌，为读者提供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且由于亲历者直接参与了事件，因此他们的叙述更具说服力，增强了主体内容的可信度。简牍、亲历者说从不同角度对主体内容进行佐证，强化了志书的权威性。如“国投前身”篇“经营寻踪”章，记述国家投资公司按国家相关规定负责回收经营基金和1988年以前的拨改贷所面临的挑战时，在主体内容之中设置一条简牍——《国家投资公司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法人实体》[26]，该资料来源于当时刊载在《民主与科学》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国家投资公司因为“没有资本金”“没有投资决策权”“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责、权、利的统一”，仍然处于“国家计委‘挖坑’，投资公司‘栽树’”的局面，是“尚未斩断行政单位脐带的表现”，所以必然导致国家投资公司存在上述种种困难和挑战。简牍作为志书主体内容的有效延伸，从侧面阐明了主体内容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政策环境、重大转折、利益冲突等信息，为读者提供了权威的佐证资料，同时尽可能避免编者主观意识对志书的影响，真实、客观地反映国投面貌。再如“二次创业”篇“项目志”章“国投白银风电”节“企业文化”的主体内容之后，设置了一则亲历者说[27]，由一名基层普通员工讲述：在偏远的甘肃省敦煌光伏发电场，一个在漫天风沙中“为能够吃上一顿热饭驱车行驶20千米”、让人“心情落差极大”的工作环境里，该员工逐渐“褪去了学生时期的稚气，收获了学校学不来的经验”的成长过程；由公司策划小组“不分昼夜的精心编排”，组织了“浪漫别致的集体婚礼”，使该员工和爱人幸福地跨入了婚姻的殿堂。亲历者说从普通员工的视角，生动、具体地还原了恶劣的工作环境、员工的成长经历，用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事实衬托并展示了国投拴心留人的企业文化，避免主体内容空泛、苍白的记述，强化了主体内容的权威性。与主体内容朴素的语言相比，亲历者的叙述往往更加生动、形象、具体，能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当时的氛围，增强代入感；与档案文献相比，亲历者的叙述“更贴近生活、贴近民声、贴近现实，富有资料性、鲜活性”[28]。亲历者作为当事人，其叙述更具可信度，与主体内容相互印证，进一步增强志书权威性。

拾遗补缺，辅助处理详略。宋代徐无党针对历史的收录列举了5条标准：“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29]但在志书编纂实践中，权衡详略时经常出现有的大事、要事无类可归的情况。对于要作略写处理的内容，通常的做法不外乎压减层级、减少分类、控制篇幅等。减少分类必然导致少数重要的大事、要事无类可归、无法入志。设置志中大事记便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将无类可归的大事、要事集于一处，以“大事记”统之。对于控制篇幅而言，择其大要，去其节末，亦是大事记之所长，“记的使用，重在言简意赅，实事求是的记述事迹本末，不拖泥带水，不作褒贬性描述”[30]。因此，志中大事记在处理志书详略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如“一次创业”篇“管理”章“财务管理”节，因管理相对于业务是次要的，而管理之下的财务管理相比于经营管理则更次之，所以“财务管理”节从全局来看是需要作略写处理的，故仅分“财务建账立册”“组建资金结算中心”2目、用不到6页的篇幅进行记述；对于财务管理方面相关的大事、要事等，设置“一次创业期间财务管理大事记”[31]一并收录，实现大事不漏，详略得当。此外，志首大事记还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志书从制定篇目开始，在谋篇布局上就有轻重详略之分，然而在不重要、需要略写的部分却常常有影响全局的大事、要事。《国投志》志首大事记采用纪事本末体展开记述的19条事条就在各分志中找不到归属，但从《国投志》全局的详略考量，这些内容又不宜在各相关分志中单独设章、设节乃至设目，属于应当略写的内容，志首大事记收录上述无类事归的事条便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多维视角，立体呈现事物。“客观事物本身具有多层次性，层次与层次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认真剖析事物的多层次性，有利于展示事物的多重信息，进而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联系看到变化。”[32]《国投志》通过引入不同的体裁元素，并突破体裁在志书中相对固定的位置灵活地加以运用，丰富了志书内容的组成形式和表达方式；创新体裁多维度的信息传递，有利于辅助主体内容立体化呈现，使得志书更加生动直观；创新体裁的名称能更准确地界定所领资料的内涵，且所领资料与正文兼容互补，相辅相成，构成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纪事深入记述国投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增加了志书的立体感，可深化读者对志书主体内容的理解；故事记述有趣的故事和轶事，增加了志书的生动性；编者言从编者的视角对志书内容进行概括、分析和解读，为读者提供了阅读指导和更多的思考角度；亲历者说通过记录亲历者的声音，增添了志书亲切度和代入感。总之，多维的视角呈现，使得记述对象变得立体化，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阅读体验，利于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脉络，极大地提升了志书的可读性。

此外，《国投志》创新体裁的运用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创新体裁使用过泛，有喧宾夺主之嫌。少数简牍资料与主体内容关联并不密切，且篇幅较大，宜归入志尾附录。有的地方以亲历者说代替主体内容，二者篇幅比例倒置，且相差甚大。[33]部分亲历者说篇幅过大，长达4页多，变成了长篇故事，宜对其提炼压缩。[34]二是体裁界定标准模糊不清，容易混淆。少数纪事取材的层次较低，而部分故事所涉之事却很大，导致这些纪事与故事难以明确区分。

三、创新体裁特征和属性分析

就语体特征而言，《国投志》7种创新体裁中，除编者言叙议结合、引入编者的观点之外，其余6种体裁均使用比较规范的语体文，用资料中的事实说话，精确、严谨、富有逻辑性，符合方志“述而不论”的语体特征。从创新体裁与相关基本体裁的属性对比来看，二者可大致得出如下对应关系：

编者言可归属于述体。志书的述体一般应用于概述，其作用是概事物全貌、述发展脉络、得一书之要，“择要点以显示概括性、揽全志以增强整体性、彰因果以体现科学性、申大势以反映规律性、重文采以增强可读性、亮窗口以突出引导性”[35]；且述体“属于纯史体记述方法，不仅仅停留在记述事实上，还可以史论方式进行适度议论和评述”[36]。就编者言的内容和文体而言，它是从编者的视角对主体内容及相关材料进行概括、分析和解读，采用夹叙夹议的笔法，概述特点、呈现脉络、揭示因果，且叙有根据、议不空泛，符合《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述体中的必要议论适度”的要求。因此，《国投志》的编者言可归属于述体，其作用同于篇、章之下的无题概述；异同之处在于它的位置设在主体内容及相关资料之后，因其内容含有对主体内容及相关材料的分析和评述。

志中大事记可归属于记体。记体包括大事记、专记、编后记等几种。[37]志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依时记事，一事一题，简述事条，其功能、特点与志首大事记并无二致。区别在于二者的位置和记述对象的层次不同，志首大事记通常置于总述之后、各分志之前，而志中大事记被设置为分志的类目或嵌于类目的正文之中；志首大事记所记之事是整部志书全局意义上的大事，志中大事记所记之事为其所属层级里的大事。二者在文体和功能等基本属性上是一致的，故志中大事记属于记体。

纪事、故事、亲历者说既可归入记体，也可归入录体。从文体上看，它们均采用语体文叙事，客观地记述国投历史事件，所记之事始末完整，属于记体中的纪事本末体，同于专记。“志书的‘专记’实际上就是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叙事方法”[38]，“是对大事记、各专业分志因受体裁、篇幅或篇目限制而无法展开充分记述的重要事件和事物作完整、全面记述的一种辅助性志书体例”[39]。所以三者可归属于记体中的专记。但因为它们未入志书正文，又可将其视为录体中的随文附录。新编方志的录体一般指附录，是“殿于志书正文之后，原原本本纂录地方文献资料和其它珍贵资料的一种纂志体裁”[40]。其内容包括重要文献辑存、诗文选录、序跋选辑、名人轶事、地名掌故、民间传说、专题考辨、限后重要资料辑存等。[41]简牍选录的内容包括通知、规定、纪要、章程等原始文献，可视为典型的随文附录。案例具有展示成果成效、总结经验、揭示问题等功能，可归入专题文献资料。故简牍、案例、纪事、故事和亲历者说又可统称为随文附录。

综上所述，将《国投志》创新体裁与述、记、志、传、图、表、录7大基本体裁进行比较分析，可发现创新体裁均可相应地归属至述、记、录等基本体裁之中，且部分创新体裁具备多重属性。可见，创新体裁是由述、记、录等基本体裁变化而来，它们缩小了基本体裁的内涵，能够更准确地界定资料的内涵；创新体裁突破基本体裁在志书中相对固定的位置，根据志书主体内容表达的需要灵活地设置，可将其视为对基本体裁的创新运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四、体裁创新运用的启示

树立创新发展的修志理念。发展意味着创新，创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42]地方志发展至今，志书体裁不断丰富、完善，传播手段也从单一的纸质媒介向数字视听多元化创新。方志体裁丰富和完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创新的过程。《国投志》突破传统模式引入创新体裁元素，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所取得的积极效果为地志书体例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地方志书作为一种资料性文献，不仅要记述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事物，自己本身也需要随之不断创新，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求。[43]因此，地方志创新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作为新时代的修志工作者，不能受固有模式限制，作茧自缚；应当解放思想，树立创新发展的修志理念，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只有满足这个前提条件，修志工作者才可能积极研究能够满足新时代新需求的编纂方法。

强化修志为用的服务意识。修志应当服务并服从于用志。“地方志的社会属性决定着地方志的功能、地位及作用，决定着地方志的特征、内涵及发展前途，决定着地方志的体例体裁等表现形式。”[44]《国投志》编者的初衷是“设想将《国投志》编纂成为一部具有可读性的公司志书”[45]，其对体裁的创新运用，是以提升志书的信息传递质量为手段，来提升读者用志体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我们将地方志功能定义为“存史、资政、育人”，然就其资政功能而言，千百年前的古代地方志当之无愧，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级政府多设有诸如政策研究中心、智库等机构以提供专业、高效的资政服务，鲜有直接运用志书资政辅治的事例；育人功能亦然。因此，修志工作者应当强化修志为用的服务意识，以满足新时代新需求为修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方能更好地实现资政、育人的功能。

活用科学有效的编纂方法。地方志的体例及体裁、结构、章法等要素，归根结底属于编纂方法范畴。面对不同的问题，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万能的解决方法。因此，编纂方法应当适应并服务于记述对象。地方志的体裁、结构、章法服从于体例，体例服务于志书编纂，并最终服务于面向读者的科学、有效的信息传递。兼具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是为科学；能够较好地满足用志者的信息需求，甚至对其产生需求粘性，方为有效。地方志要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就应当根据记述对象的特点科学、灵活地运用编纂方法，重视并持续检视志书的信息传递质量和效果，进而形成有效的正反馈，以修正和完善志书的体例、体裁、编纂人员、编纂方法等诸多修志要素，最终形成“修志→用志→信息反馈→修志”这一科学、有效的闭环模式，实现地方志社会价值最大化，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注释：

[1]《国投志》编纂委员会：《国投志》第1卷·凡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2]李红岩：《新时代志书编修三题》，《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3期。

[3]李美臻：《秦汉简牍的艺术特征及发展分析》，《收藏与投资》2024年第15期。

[4]葛焕礼：《〈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文史哲》2017年第4期。

[5]黄丽娜：《试论〈左传〉中纪事本末手法的运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6]玄婷：《对案例分析法的科学哲学的反思》，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7]钱永兴：《方志小序的名称、体式与应用》，《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2期。

[8]《国投志》编纂委员会：《国投志》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53—157页。

[9][28]沈迪云、莫艳梅：《口述历史作为志书新形式的探索》，《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10期。

[10]田保家：《地方志书详略不当常见问题及对策》，《江苏地方志》2022年第2期。

[11]运子微：《略论志书内容质量把控》，《中国地方志》2023年第4期。

[12][13][14][17][16][23][26][31][33]《国投志》编纂委员会：《国投志》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47页、第152页、第497页、第368页、第367页、第454页、185—186页、第498—499页、第286—289页。

[15]王复兴：《方志续修简论》，《广西地方志》2023年第6期。

[18]《国投志》编纂委员会：《国投志》第1卷·概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19][20][24]《国投志》编纂委员会：《国投志》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91页、第393页、第217页。

[21]石枚鑫：《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建构及其当代阐释》，《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8期。

[22]陈凤雏：《续志要提高可读性》，《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2期。

[25]习近平：《以史为镜、以史明志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实践(思想理论版)》2021年第8 期。

[27]《国投志》编纂委员会：《国投志》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67页。

[29]〔宋〕欧阳修著,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页。

[30]毛运海：《当代地方志书编纂体例研究》，《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4卷第3期。

[32]顾晓红:《志书整体性、立体感、多面性的强化探析》，《江苏地方志——江苏省地方志学会2021年度学术年会论文集》，2021年7月。

[34]《国投志》编纂委员会：《国投志》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77—181页。

[35]梁滨久：《“概述”编写实践的理论升华——读新方志“概述”点评》，《沧桑》2009年第2 期。

[36]王晖：《方志论(上)》，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95页。

[37]陈泽泓：《简明方志编纂教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38][41]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北京：方志出处社，2010年，第55页、第76—77页。

[39]沈松平：《论新中国两轮方志编修对旧方志的继承和创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8卷第3期。

[40]张兆波：《地方志附录定义辨析》，《黑龙江史志》1998年第1期。

[4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知》2023年第9期。

[43]张灵：《略论城市化进程中方志编纂的创新与发展》，《史志学刊》2020年第6期。

[44]史天社：《试论新时期地方志的社会属性——“泛地方志”概念的提出与思考》，《理论导刊》2004年第3期。

[45]《国投志》编纂委员会：《国投志》第1卷·凡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作者简介：田保家，男，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