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初至8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福建，受到当时全国媒体的关注，各大报纸均密集报道，刊发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动态。作为福建知名的报刊机构，由国民党元老许卓然于1918年11月创立的民营报纸——厦门《江声报》，也刊发大量与之相关的报道和评论。在报道中，《江声报》诬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为“赤匪”“共匪”，并有不实之词，但这些新闻文献从一个特殊的反面角度反映出国民党当局对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福建的态度变化，也为我们解析北上抗日先遣队对福建革命的影响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一、从“不足为患”到“限于最短期内，将其歼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视和压制全国人民的抗日诉求，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围剿”红军的反动政策。与此同时，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中央。随着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至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从原来的纵横千里，缩小到纵横300余里。面对国民党武装力量的重兵压境，中共中央不得不开始准备战略转移。

面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新变化和中央苏区危急的局面，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别给红七军团发出作战训令和政治训令，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支援和发展皖南的革命局面。在作战训令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红七军团“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州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粟裕为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为了执行新任务，红七军团在原有4000人的基础上又突击补充了2000名新战士，分编为3个师。7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由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任务。

对于红七军团从瑞金挺进长汀和连城的活动，《江声报》在1934年7月初并未有任何的报道。这是因为红七军团的行动是“严格保守秘密的”，在长汀和连城“苏区几天内的行动是带着休息性的”。直到进军永安，“为了要出敌意外迅速渡过闽江”，部队才采取了“急行军办法”。加之，红九军团为掩护红七军团活动，也进军永安小陶，与红七军团会合。红军大部队在一个山城小镇陡然增加，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东路军在逐日“匪情”中载：“七月九日，伪九军团部数千，由清流方面于庚晚窜到安砂、三保，在该处短稍息即向小陶窜去”。7月12日，“大陶、小陶陆续到匪九千余人”。至7月15日，当国民党当局探得红七军团“人数一万左右，机关及自动枪四十架，驳壳枪二百余支，步枪三千余，皆马刀梭标，并有无线电数架”时，随即派遣驻漳州的空军第五队第一号飞机“携重量炸弹六枚，飞赴连城永安间之湖口小陶圩一带轰炸”。7月18日，国民党当局再次派出一号、九号两架飞机，“各携重量炸弹六枚”，先是在“上琴阳、小玉堂、前黄沙窑等处轰炸”，尔后又“再赴小陶圩轰炸”。国民党当局自信地认为，小陶的红军“近日因飞机轰炸”不得不逃进深山，“似不敢攻坚亦非集中小陶附近，无非乘虚扰乱而矣”。《江声报》也乐观地评论说：“小陶圩罗炳辉部已向北窜去，至盘据黄山窟一带之土共，短时期中当可扑灭也。”

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红七军团经桃源、小湖，冒雨于7月20日袭取大田县城。败逃至厦门的国民党大田县县长陈敬哭称“共匪四千余，于二十日陷大田”。国民党东路军虽然也派两个旅的兵力从正侧两面前往大田堵截，但仍认为“此次窜大田之匪，系闽境土共，战斗力甚薄，现东路军已分数路由永安沙县邀击，不足为患”。7月23日，红七军团撤离大田北上，向尤溪进发，并“一度将县城包围”。对此，《江声报》报道说：“大田尤溪边境发现赤匪千余”，尤溪县长“电省请派队痛剿”。在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红七军团于7月29日攻占南平樟湖坂，从那里渡过闽江，于7月31日到达古田县黄田、谷口。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红七军团第二步作战计划就是“渡过闽江后，经由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当经过古田、屏南、寿宁时，应与福宁各属及政和游击队取得联络，并应巩固这一地区”。同时明确“从第二步起，七军团即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但是，中革军委忽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并相机威胁、袭取福州。对此，《江声报》报道称：“闻为匪部于三日前窜扰尤溪，有向水口移动趋向。”在中革军委的命令下，红七军团便转兵向东，于8月1日晚夺取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水口。8月2日，红七军团部即在该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活动，对内仍称七军团。《江声报》对此报道说：“此次由尤溪窜扰水口之赤匪，系罗炳辉股，其伪番号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共三千余人，枪二千余支。”

红七军团突进尤溪、延平和古田等地，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国民党福建省政府除了“电驻军严加戒备外，同时，立命驻省之八十七师王敬久部，于1日开往水口堵击，另调驻泉沈发藻旅，到省警卫”。同时，“派保安团及八十七师、五十六师各部队伍，分由古田、闽清、南平三路进剿，每路均有一旅以上之兵力，限于最短期内，将其歼灭，以免影响前方总攻军事”。

二、从“牵制国军围攻长汀”到“短期可告敉平”

对于红军的两个军团突入闽中腹地的战略意图，《江声报》评论认为：“长汀为瑞金之屏障，长汀失，则瑞命危”，因此，红七军团的“最大目标在夺盐，次则欲牵制国军围攻长汀，实则东路军在闽西最前线离长汀仅六里，匪技穷势迫，乃图于尤延间肆扰，冀苟延其长汀而已”。威逼福州城，就是“欲乘我方援军未到以前，突破防线，袭陷古闽两县，既可饱掠粮食，又足震憾省会，以牵制闽北军事行动”。

为加强福州城的守卫，原先驻扎在闽东的刘安琪旅“亦相继开到福州”，并且“由福州西门洪山起，沿江以上，直达水口止，与王劲修部保安队四团，联成一线”。同时，国民党当局还急调在湖北整训、原属十九路军、曾驻扎过福建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国民党海军也命令“马公之羽风、大刀风、秋风、帆风四驱逐舰待机出动”，并且派遣“抚宁军舰，三日驶台江，义宁泊魁岐，肃宁泊阳岐”。“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于8月3日从漳州飞抵福州“督促前后方军事”，并在闽江沿岸从白沙至水口部署重兵。蒋鼎文还致电广东的陈济棠“请派兵入闽协助剿匪”。陈济棠除加紧粤闽边境防备外，还决定“除饬黄任寰师固守外，加派邓龙光师开赴粤闽”，一二纵队“如必要时，派机一队，入闽协助东路”。此外，日本和英国以保护侨商为名，也相继派遣军舰到福州。据《江声报》报道，8月2日，日本的“球磨舰赴福州护侨”，并于8月3日到达福州，声称“必要时派队登岸”。英国急忙从香港派“域治舰赴福州保护侨商”。

为增加福州的警备力量，国民党八十七师一部及宪兵团不断加筑福州军事工事，“对竹畸（岐，作者注）以上各要隘，及西北郊外，如大夫岭、小北岭各重要山岭，并各碉堡，均置重兵军炮”。此外，国民党海军还调遣浅水炮舰四艘，于8月2日到达指定地点警戒。其中，“威宁已进至台江，义宁进至魁岐，肃宁进至阳岐，抚宁开驻马江，永绩军舰二日亦由三都开到”。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尹家勋也于8月2日进驻福州桥南及福马公路沿线。

8月7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进抵福州小北岭、笔架山、莲花峰一线高地。当晚，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城北向福州发起进攻，“以一部占领玄沙寺高地”，向大夫岭阵地佯攻，“以主力向隐土山坡及沿新店通镇海楼马路攻击前进”。国民党军凭借工事扼守，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对此，《江声报》报道称，国民党当局对“窜至北岭一带残匪”“派飞机两架，经日轮流前往轰炸”。先遣队曾攻占了国民党守军的一些阵地及福州北门的一些主要街道，但由于红军还不善于迫近作战，亦无防空手段，城里也因福州中心市委于4月初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法予以策应配合，无法打进城。8月9日，在寻淮洲的提议下，先遣队撤出福州而退回小北岭，在稍事休整后即向东往莲花峰、宦溪转移。8月10日，先遣队第二师在参谋长粟裕率领下，在福州北面的宦溪镇降虎村一带与国民党八十七师五二二团激战终日。《江声报》报道说：“侵犯北路之匪，已至距离省垣四十里之北岭，现与国军激战”，并且“战事甚烈”。后王敬久又调五一七团加入作战。在国民党军“大炮轰击”下，先遣队“受创甚钜”。当晚，先遣队主动撤出战斗，向连江县的桃源、贵安、汤岭一带转移。《江声报》报道说：“十日该匪复由连江边界，绕道桃源，回窜闽侯东北距城二十余里之降虎，又经驻军八十七师五二二、五二三两团，分头迎击，战至十一日拂晓，匪仍向连江退却，确息，是日匪部窜至潘渡，军队仍在追击中。四九师伍诚仁部三团，十一日乘轮五艘到马江，亦即开赴连江，截击散匪。”

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攻打福州，不仅打乱了先遣队的北上计划，也暴露了先遣队仅是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制约力量有限。《江声报》对此评论称：“最近窜扰大田、尤溪之匪，系由长汀侧趋连城、过小陶、香寮、（宁洋界）转大田、尤溪，数约七千余人，经沙县、永安间，复合一部土共，总数不下万人”，却“惟仅半数有枪”。其战略目的“在掳掠财物，从后方牵制国军西进”。因此，国民党当局进行“三面兜剿”的部署，以期“最短期间即可歼灭”。当时另一份国民党报纸《福建民报》更是公开指明：“此次由闽江窜扰省垣之罗匪炳辉残部为伪第七军团十九师，其主力不过三千之众”“匪之实力完全暴露，证实罗匪残部，不堪一击”。

虽然先遣队进攻福州受挫，但从客观上而言，先遣队袭扰福州，直接威胁了国民党福建当局的统治，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加强福建的军事防务，“乃调四九、六一、七八等师，及河南保安第一支队所辖一、二、四三个团，分途入闽……目下在闽部队，可谓突破从来闽省多兵之纪录，盖除空军粤军（独一师黄任寰），海军、及地方团队不计外，东路军之三个纵队，计有二十个师，一个独立旅，二个补充团，三个河南保安团，及省保安处之十二保安团，一个特务团，又一独立营，总计兵力不下三十余万之众”。其中，“第八七师王敬久，新十师陈齐煊，及新近入闽之第四九师伍诚仁，第七八师文朝籍，第六一师陈沛等部，则分驻闽东、省垣、水口、延平”。正是因为调集了大量的兵力以拱卫福州、增强福建军力，才使得当时的国民党媒体吹嘘说：“有此多量之兵力，前方后部队，配置可臻周密，闽省匪乱，当于短期可告敉平也。”

三、从闽东各县“势愈活跃”到“短期内决先将闽东北之匪肃清”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给红七军团的训令中曾指出：“闽东之福宁五县及松溪、政和一带的赤色游击队在最近是有了新的活跃，部份的地方已经实行了分配土地与建立农村中的革命政权”“红军主力部队之一部在福建与浙江的长期的行动，将推动这些区域中的民族革命战争及土地革命更趋尖锐与更迅速更广大的发展。”因此，中央要求红七军团“对于在闽中闽北的赤色的游击队，只要有最小的可能，应该与他们取得联系，给他们政治上组织上一切必要的帮助，以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壮大这些游击队及使建立苏维埃的根据地”。

北上抗日先遣队进攻福州受挫后，明确了作战方向是“准备取罗源据经宁德、福安以西地带前进”，从而“打通宁德、福安、罗源苏区联系”。然而，先遣队转战闽东之时正值8月盛夏，天气炎热，加之经过福州、北岭等恶战后，兵力锐减，又缺医少药，伤员急需安置和护理，部队行动显得异常艰难。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得知中央红军渡过闽江、攻打福州的消息后，立即派曾在连江担任游击队长、当时在福霞溪尾一带治病的原红二团团长任铁锋连夜赶赴罗源与先遣队接洽，接受指示和任务。这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安置伤病员。

8月14日，粟裕指挥先遣队在红十三团的配合下，解放了罗源县城。在先遣队准备攻占罗源的同时，8月12日，原本在武昌南湖整训的国民党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从汉口分乘松浦、新安、广利等四轮由水路到达福州，“以一团驻罗源连江，两团驻福宁属五县”，后奉命暂归福建省政府陈仪指挥，“担任清剿闽东罗股残匪”的任务，便“由琯头登陆，向连江、潘渡一带进剿”。在获悉先遣队在连江丹阳附近活动时，又追赴连江，于8月14日到达丹阳。8月15日，在获悉先遣队向罗源方向移动并攻克罗源时，随之“向罗源之匪攻击前进”。此外，国民党八十七师江旅于8月14日“由陀市挺进仁山、小仓，向霍口推进，断匪西窜之路。海军军舰及陆队，已开至松山汎，截断匪海路”。国民党四十九师也已“由丹阳开抵王满，直趋罗源县城”。在此情形下，红十三团在解放罗源县城三天后于8月17日主动撤出罗源，转移至连江山面区根据地。

为了开拓闽东苏区，根据闽东党组织的要求，先遣队前卫部队向宁德南门发起佯攻，以掩护大部队快速北上。后经宁德扶摇村、洋岸坂、贵村、黄田，于8月19日陆续到达赤溪、阳谷、夏村、桃源一带。后卫部队则于8月17日在罗源、宁德边界的满盾地区（亦称梦龙、慕龙）伏击了尾追的国民党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二九四团的2个连，歼敌100多人。8月20日，叶飞、詹如柏率领的红二团与先遣队在赤溪阳谷村胜利会师。8月22日，先遣队在闽东红军独立第二团的配合下，渡过磻溪、穆水溪，攻占福安西部重镇穆阳。此后，先遣队经周宁县三门桥、寿宁县平溪镇进入浙江省庆元县。9月初，先遣队再次进入闽北苏区的浦城古楼一带游击区；接着向浙西挺进，先后攻占清湖、常山等城；继而转向皖赣边行动，于10月下旬进至闽浙赣苏区，在德兴县重溪与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先遣队在闽东苏区党组织和红军的配合下，连战连捷，并且妥善安置了伤病员，“有百余人系正式红军下级基本分子，后送往连江第七区魏耿部医治，治愈后由伪府发归任马部下工作”。中央红军主力来到闽东，对于长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闽东游击队伍来说，“还是第一次看见传说已久的中央红军，看见中央红军整齐的阵容和强大的军力，群情十分振奋”。在此推动下，1934年9月，在宁德的桃花溪支提寺，闽东临时特委以闽东红军独立第二、第十三团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留下的一部分伤病员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从而为闽东播洒了革命的火种，使得闽东各县“势愈活跃”。这其中，“尤以任铁峰（编者注：即任铁锋，下文中“任铁民”亦指任铁锋）、马烈风（编者注：即马立峰，下文中“马烈凤”亦指马立峰）等三股，实力最厚，每股各有千余人。任匪出没于福鼎霞浦之间，马匪出没于福安宁德之间，魏匪出没于连江罗源之间”。闽东各游击队“化整为零，伺机蠢动”“窜扰福安、霞浦、寿宁、福鼎、宁德，五县之间，专取游击战策略，遇国军开到，则彼窜去，国军开去，彼又窜到”“专取遭遇战策略，遇城攻城，遇镇攻镇，遇国军少数则对仗，多数则退避，以牵制国军后方为目的”，有力地牵制着国民党军的“围剿”。国民党当局为此调整了对福建红军的“围剿”策略，决定“短期内决先将闽东北之匪肃清，然后西进”。

由于北上抗日先遣队暴露出自身实力有限，所以他们过境闽东，也吸引了大批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他们加强了闽东地区军事力量的存在，“围剿之部队，有四九、七八、八七等师”。其中，“新编第十师陈齐煊部三团及第七八师文朝籍一团，分驻福鼎、霞浦、福安、宁德四县”。国民党第十师和七八师还在“赛岐、穆阳、柏柱、坑边、茜洋、柘溪、谢墩、秦屿各重要地带，配驻军队”。针对“闽东任铁峰、马烈风匪势猖獗”的情况，国民党当局命令新十师陈齐煊师“缩短防线，集中兵力，向福安霞浦剿击，将寿宁交浙保安队接防”。同时，“派机侦炸连江罗源魏耿股匪，并派八七师部队往协剿，福宁马任各股匪已责成新十师限剿”。尽管如此，闽东临时特委领导闽东红军独立师和各游击武装，“化整为零，四散潜伏”“一方面补充壮丁，一方面接济粮食”，使得闽东地区的革命斗争高潮迭起。《江声报》就此哀叹道：“闽东方面，大部匪军虽已远窜，但劫后地方尚未恢复原状，如连江、罗源、宁德、福安、寿宁、福鼎、霞浦、屏南各县土共，仍极猖獗，任铁民、马烈凤、魏耿各股尤为横行，各处交通多为断绝，并时谋袭击县城，且与海盗勾结，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企图由闽东海口起至闽北内地，构成一条联络线，以图避免封锁，故非遣大军痛剿，恐难扑灭云。”

总之，通过《江声报》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我们不难发现，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一支孤军虽在福建活动仅2个月有余，但他们深入到国民党在福建统治的中心区域，不断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并推动了闽东各地革命斗争的发展。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二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