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飞鸾岭南路的起步岭，保存着两块清光绪时期的石碑，碑首均镌有“起步岭碑”四字。其左侧碑文304字，记录了光绪五年（1879年）宁德、福安、寿宁等地的茶商共同募捐以重修茶路的数目。其右侧碑文共442字，记述其时起步岭地区茶道修建的始末与茶商捐番的款项。起步岭碑是闽东名茶“坦洋工夫”发展壮大、远销海外的见证，重现了晚清时期海丝茶路的兴盛。

“罗源北关外有起步岭，泛原九达，径转千盘，岩峻而凌，鸟道之烟，屈曲而入羊肠之阪。”起步岭（今亦称梅岭），顾名思义是罗源出城的第一条岭，位于罗源与宁德的交界之处，是罗宁古道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福建北路茶运输的必由之地。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严格规定仅限广州一口通商，又屡次下令严禁茶叶海运，福建茶叶多通过内河转运至广州或恰克图。《南京条约》签订后，福州、厦门被迫开埠，闽茶改为省内输出。彼时闽茶以地域划分为三类：南路茶、北路茶与西路茶。南路茶以安溪附近所产制的乌龙茶为代表；西路茶以武夷茶为代表，久负盛名于海内外，但山岭崎岖，交通闭塞，转运困难；由福州北岭到福宁所属的福鼎、宁德、霞浦、福安、寿宁、罗源、古田及屏南等县为北路，其所产之茶，虽因制造不得法与气候土质之关系，品质稍逊于西路茶，但“北路之茶为建宁茶客所赏识，于福安县北坦洋采制工夫，其制茶法遂传入北路，因滨海交通便利之故，转占输出优越地位”。

近代北路茶的代表“坦洋工夫”约于清咸丰年间创制。咸丰二年（1852年）后，福州茶务始盛，输出量飙升，成为仅次于汉口的茶叶输出地。1853年有14艘船到达福州港，运输茶叶出口；1854年，福州装运茶叶出口的船舶增加到55艘，出口量达13万担；1855年，茶叶出口量增加到27万担；1856年已有148艘船，出口茶叶数额也跃至37万多担。

清同治四年（1865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提及运至福州港口的茶叶，仅少量销往中国口岸，绝大多数直接用轮船出口外国。福州茶港兴盛之际，量大质优的“坦洋工夫”远销英国、荷兰等国，以鲜、醇、清、甘的口味，契合了欧洲人对红茶的旺盛需求，其一经面世，即深受西欧市场与欧洲皇室的青睐。宁德飞鸾岭南路起步岭，就是“坦洋工夫”向福州陆运的必经之途，也是其以自身独特魅力征服西方世界的见证。

起步岭地区的茶路，此前崎岖难行，多有崩坏之处。光绪年间，地方绅董李世镐、胡兆江、王正卿、吴步森，以及茶庄“和记、万利、仁记、兴记”等共同倡议重修。其时，坦洋村成为闽东的一大茶品集散地，慕名而来做茶生意的茶商络绎不绝。除原有坦洋村的施、胡两姓外，还有王、吴、郭、李等，其中论茶庄规模、经营时间，当数胡、施、王、吴四家族最盛。

胡姓最成功的茶商是胡大盛、胡兆江。坦洋胡氏耕读为本，农商兼营，自明末即事茶，开垦茶园，培育新茶种。胡大盛经营茶业，不畏挫折，率先试制工夫红茶成功。胡兆江是“坦洋工夫”创始人之一，经商余暇时读书不倦，平日待人接物，温若春煦。其热心公益，时人赞扬胡兆江“不为士之业，而为贾之良”。施姓以施光凌、施福隆最为闻名。施光凌一生乐善好施，为无家可归的乞丐“架瓦屋数间以庇之”，甚至对伪造其商号银票的不法之徒也慨然不予计较。施福隆曾任福安茶厂总评审师，其严谨认真的事茶态度，一时被传为茶界美谈。

王、吴两家入行时间虽晚，但所经营的茶庄诚信守义，几代茶人才智过人，善于经营，为“坦洋工夫”的创制与发展作出贡献。社会风气崇尚奢侈之时，王正卿仍简朴传统，并教育子孙“不得稍耽暇逸、染縻习”。吴步云发迹后依然勤约治家，并思恩图报、关注国运。四家族各有多个茶庄，胡兆江经营“泰大来”，施光凌经营有“丰泰隆”商号，王正卿与吴步云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合作经营，共创“祥生记”茶庄，后分开经营，分掌“祥记”与“生记”。

起步岭碑文记录有修建起步岭茶道的宁德、福安、寿宁三县茶商的商号及各自捐番数目。胡兆江、王正卿、吴步森等人号召茶人募款，丰泰隆、泰大来、祥记、生记、源胜隆等数十个商号响应，以茶庄之名为起步岭捐番。据史料记载，“坦洋工夫”诞生后，福安市茶行林立，鼎盛时期，仅坦洋一条街就有茶行三四十家。光绪五年（1879年），由省委员督办在社口镇坦洋村设立茶类税课，是闽东最早实行征收茶税的地区。

起步岭右侧碑文以246字，记录了飞鸾起步岭茶路烦琐复杂的修缮过程。光绪年间，闽红新秀“坦洋工夫”兴起，福安和周边各山县的毛青茶汇集坦洋，精制成工夫茶出口，茶叶运输量俱增，北路茶得以迅猛发展。北路茶运输途径多样，早期闽东海丝茶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全程水路，成品茶先用溪船运至赛岐，再从赛岐码头过驳大船运往福州马尾口岸，因工夫红茶主要用于外销，以赛岐为起点的海上茶路由此形成；另一条则是水陆兼程，出赛江最南端的白马门后，先到宁德飞鸾码头登岸，然后改用人力肩挑，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

然而，北路茶运输陆路不及海路顺畅，道路崎岖不堪，途中荒芜之处众多，茶叶千担需以人力肩挑，翻越过程中本就多有艰险，更不必提偶有山匪骚扰作乱。“以蚕丛未辟，行路艰难，马足不前，征途险阻。而榛芜荒秽，力孰绍乎丁开，磴道崎岖，足然穷乎□步。五里十里频嗟滑滑之泥，长程短程莫息劳劳之驾。”石刻载有“罗源北关外有起步岭，泛原九达，径转千盘，岩峻而凌，鸟道之烟，屈曲而入羊肠之阪。自起步大岭以至飞鸾四十余里，甚多崩坏，莫便往来”。起步岭段高耸入云，艰险难行，阻碍北路茶进港外销之路。

海外市场对“坦洋工夫”的需求量日益提升。为提升茶叶贸易利润，闽北茶商意识到，畅通“坦洋工夫”经由起步岭输往福州港口之茶路，举足轻重，刻不容缓，故“兹经公议，远近募捐，重加修理，易土而石，改险为夷。数千金之赀费，不吝同侪，亿万众之欢缘，长垂载道”。以募捐的方式积攒筹款，共同修建中断的起步岭茶道，以资促进闽茶外销。

起步岭一带贯通后，众人喜不自胜，自信倍增，“从此涂铺磩砌，行蹈琳珉，周道竟如砥之平，叠嶂若缘梯而上。扶卭着屐，道遥视为坦途，躡蹻担簦，劳瘁不惊隘道”。茶路漫漫，以捐募之财款与三地茶商之力进行补葺，虽已大致打通艰险地带，但后续所现缺漏地区还需逐步修整，以兴闽茶。闽北茶人也在起步岭碑文中留下了对后人的希冀：“然善作固贵善成，能创尤须能整，倘此后缺者补之使完，欹者扶之使正，更于后起有望焉。”

值得注意的是，起步岭左右碑文中写有的各商号募捐款数均以“番元”作为单位。西班牙银元与墨西哥鹰洋的大量流入，是“坦洋工夫”畅销海外、茶商积累国际通货的自然结果，亦是我国沿海地区与欧美贸易密切往来的历史见证。

“坦洋工夫”的繁盛开创了闽东红茶的新纪元，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中国制造”。它带动了坦洋村的商业和经济发展，鼎盛时期，从海外寄来的信件只需将“中国坦洋”写于信封，就能被准确送至收信人手中。

1899年，闽三都澳港口开埠后，“坦洋工夫”借机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出口量与年俱增。快速发展之下，传统水陆兼程、人力肩挑的运茶方式已无法负担巨额的茶叶出口需求，且福安至宁德三都澳港口距离不过咫尺，北路茶翻越起步岭至福州港口的模式因而逐渐被废弃。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