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军事家”这一称号，对他而言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邓小平晚年曾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军人”、“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并担任红7军、红8军总政委，后来又担任刘邓大军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等职，在创建人民军队、指挥对敌作战、参与战略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授衔时，最初的方案中邓小平是元帅的人选之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对此，中共中央有如是评价：“邓小平同志的军事生涯，在他光辉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为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从戎

邓小平的军旅生涯，是从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开始的。

1926年9月，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在陕西召开国民军全体将领会议，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并成立国民革命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总政治部副部长（后任部长）。冯玉祥在苏联期间，获准挑选了20多名中国留学生到其部队中帮助工作，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1926年底，邓小平从莫斯科出发回国，次年2月到达西安。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民革命联军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邓小平被派到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兼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时年尚不满23岁的邓小平，肩负起西北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工作重任。他既要抓繁杂艰巨的学校政治工作，又要作为政治教员亲自为学生上课，开设了《社会主义概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ABC》《新三民主义》等政治理论课程。同年5月，冯玉祥挥师东征，准备与北伐军会师。邓小平继续留在西安，加紧培训军政人才以备前方调用。邓小平后来回忆当年在西北中山军事学校工作的情况说：

“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党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干部的政治训练和部队的政治工作，使冯玉祥的部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冯玉祥后来也总结说，东征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官兵明白主义，富于革命精神，“我军官兵知何以有党，知有主义，则纯系政治训练所奏奇效。平时各军将领及政治工作人员努力愈多者，则战时所表现之成绩愈大”。

可惜好景未长。1927年6月间，冯玉祥先后在郑州、徐州与汪精卫、蒋介石会谈，走上了反共清党的道路。不过冯玉祥并没有像蒋、汪那样对共产党大开杀戒，而是宣布“礼送共产党人”，把冯军各部队中的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全部扣押，然后举行欢送宴会、发放路费，并派车押解出境。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冯玉祥）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说到这里，他宽容地笑了：“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因缘的。”

征战

被礼送出境的邓小平，于1927年7月间由西安抵达武汉，进入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并参加了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潮中，邓小平逐步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

1929年，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广西工作，相继领导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并任红7军、红8军政治委员。这支部队后来虽然遭遇了很大的挫折，但仍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史上书写下光辉的篇章。在《邓小平军事文集》中，第一篇文献就是邓小平于1931年4月29日所写的《七军工作报告》。这篇报告着重总结了这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年仅27岁的邓小平，已经在斗争实践中历练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了。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邓小平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女儿毛毛曾问他：“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简洁明了的方式答道：“跟到走！”

“跟到走”是一句四川方言，就是“跟着走”的意思（在很多论著中都误记为“跟着走”）。漫漫长征路，“跟到走”谈何容易。邓小平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三个字里，反映的是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就这样，他从江西跟着中共中央、跟着红军队伍，一路走到了陕北。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邓小平成为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元帅成为搭档。他们在其后多年间的亲密合作被誉为典范，他们统帅的部队则被称为“刘邓大军”。他们指挥着这支部队，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从华北打到西南，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领导百色起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邓小平统兵征战整整20个春秋。在毛泽东所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上，邓小平以铿锵的步伐，踏出了一道坚实的足迹。对此，中央如此评价：

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走这条道路，在广西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他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于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在长征途中，他参加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统率部队，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战略决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他先后任129师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代理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开辟和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国内战争爆发后，他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同刘伯承同志一起率领大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同这两个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一起，领导了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领导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及东南诸省，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然后又率部进军大西南，参加领导了和平解放西藏，完成中国大陆的解放。邓小平同志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战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先主政西南，后调入北京，暂时离开了军队工作，把主要精力转向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上，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国防和军队建设。“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下放江西。不过随着在“文革”后期的复出，他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军事工作的重要岗位上来。

复出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阅读邓小平8月1日所写的来信后作出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重新起用邓小平，但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也反映出他已在认真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为加强军委工作，曾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叶剑英又特意去找毛泽东建议：“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商议后，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军委工作。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大军区司令员互调的问题，邓小平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1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向大家推荐了邓小平，他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你呢，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

14日晚上，毛泽东在住处同部分政治局成员谈话时再次特意谈到邓小平：“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5日晚上，毛泽东在住处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政治局成员以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会上，毛泽东再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之后，向大家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21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处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时，再次说：“邓小平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点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从这些介绍和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治国治军才干的器重，以及对他复出工作所寄予的厚望。

12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确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至此，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已经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了。

整顿

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圈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至10日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3日至17日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选举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

四届人大后，由于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及解决国家建设各重要领域问题的会议，采取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进行全面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军队的整顿，则成为邓小平1975年整顿工作的一项重点。

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明确实现国防现代化是解放军的一项基本任务。但经过“文革”的冲击和影响，军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堆积如山，亟需下大力气整顿。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1975年1月19日，他在各大军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军队一定要安定团结，“今年每个党委第一条是要安定，要团结”，并指出年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如果说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25日，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着重讲了“军队要整顿”的问题，指出：“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下，集中讨论了军队整顿和编制体制调整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军队的状况，指出“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并把这些问题集中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军队总的形势是好的”，“现在是有点肿、散、骄、奢、惰”，“尽管是部分的，但是不可忽略”。

邓小平指出，军委的工作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关于军队整顿的重点内容，主要就是针对上面说的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他特别强调了“消肿”的意义：“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

邓小平和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是1975年军队全面整顿的动员令。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25日又通知将两个讲话转发全党学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全军各大单位都及时传达了会议精神，制定了整顿措施，并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效。

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首当其冲。中央军委提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组成调整班子领导小组，对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各级班子更加纯洁、精干、年轻化。原来的班子一般在20人左右，多的达30-40人，调整后的班子均在12-13人左右；党委常委一般在15人左右，调整后一般在9人左右；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61岁下降到59岁。军级以上以及师级以下领导班子也都相应进行了调整。军队编制调整按计划推进，至1976年军队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共裁减员额83万人。国防科研、武器装备管理、教育训练等领域的调整也都取得一系列进展。

正当全面整顿深入发展之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军队的整顿工作受到严重影响。1976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军委的报告，决定停止执行邓小平和叶剑英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至此，这一轮军队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1975年的军队整顿工作，其意义和影响不容低估。这次整顿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建军思想，对军队建设具有长远意义。1977年8月23日，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在中央军委一次座谈会上指出：“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我认为是正确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们的整顿、准备打仗的工作损失了两年时间。”

转折

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在他的领导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迅速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邓小平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家，也是一个高超的战略家。在长期领导国家和军队建设丰富经验以及对战略形势和军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很快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从而推动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转变。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对战争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进入80年代后，他又多次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并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根据邓小平的科学论断，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这一转变的具体要求，就是要使解放军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这一转变既是战略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它适应了当时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适应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也是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序幕，改革开放成为最鲜明的时代主题，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各项工作的中心。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时，特别强调军队要服从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问题。

邓小平所说的军队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轻与重的关系，要点是“服从和服务于”。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从而把经济建设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二是先与后的关系，要点是“军队要忍耐”。邓小平认为，在整个国家建设这盘大棋上，国防和军队建设虽然也很重要，但“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必须得到优先发展，军队建设必须顾全这个大局。

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洪学智在回忆录中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说：“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27亿！国民经济上不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洪学智说，与会的军队高级将领都认为：“小平同志的决策，是从全局考虑的，是抓住了国家现代化建设这个主要矛盾，军队的同志，当然完全拥护。”

当然，强调“顾全大局”并不意味着国防和军队建设不重要。邓小平指出，强调经济建设并不等于忽略国防建设或者把“四化”变成“三化”，而是区分轻重先后的问题。对此他为大家算了这样一笔账：“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后来历史的发展确凿无疑地证明，邓小平的这些战略部署和科学预见都一一实现了。

1987年7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邓小平为建军60周年的题词：“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这是他为新时期人民军队确立的总目标。在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的十年间，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在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还是在抢险救灾、支援经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军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对此，邓小平欣慰地说：“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精兵

邓小平有一幅非常经典的照片。照片中，正在讲话的邓小平神情庄重，右手竖起一个手指头。这是他在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照片，这竖起的一个手指头，是在强调一个足以令全世界震撼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可谓“精简整编时代”。1980年至1985年间担任副总参谋长的张震回忆说：“精简整编，体制改革，就成为总参谋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在总参期间，几乎年年都要忙这件事情。”

这一时期的军队改革，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即1980年前后的改革、1982年前后的改革、1985年前后的改革（即广为人知的“百万大裁军”）。

1980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问题。3月12日，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发表重要讲话，重点讲了军队改革尤其是“消肿”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之际，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检阅部队，产生很大反响。一个月后，即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了这次阅兵。他说：“这次阅兵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但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这表明我们军队高层领导老化，这种状态不改变不行。一个八十岁的人检阅部队，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军队中恐怕是没有的，只此一家。”他由此谈了编制体制改革和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强调“这是我们的第一件大事”。同时他也再次谈到了“消肿”的问题：“消肿一直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肿，就是表现在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讲过，我们的肿，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赢。确实如此啊。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在这次讲话中，他不但明确提出了“裁军一百万”的改革目标，而且明确了完成的时间节点：“这件事情看什么时候能完成?我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我们军队有个特点，就是行动快，有这个传统嘛。最好不要超过三年，拖长了不利。一年半、两年能够完成就很好。”

1985年5月23日到6月6日，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策：通过《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军队员额减少100万。邓小平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指出：“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百万大裁军自1985年下半年开始，按照先机关，后部队、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自上而下组织实施。这次大裁军的重点是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经过改革，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撤销了31个军级单位和4054个师团级单位，保留的陆军统一整编为集团军。至1987年，百万大裁军的任务基本完成。

百万大裁军使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在世界上广受好评。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们，无不为中国的这一重大决策和实际行动而点赞。联邦德国的《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的《黎明报》说：“中国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的行动。”巴西前总统萨内尔说：“我认为邓小平是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正是一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立场出发，邓小平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了贡献。”

1989年11月12日，已经卸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深情地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这是邓小平对军队的告别讲话。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并没有远离这支军队。无论是在任时还是卸任后，无论是在世时还是去世后，他的决策，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智慧，仍在深刻而久远地影响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影响着这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今天，邓小平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远非昔日可比。走过了90多年光辉历程的人民军队，正阔步行进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世界一流军队而奋力拼搏。我们回顾邓小平的军事生涯，重温他当年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艰难探索、辛勤创造、大胆革新、超凡韬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