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国史、方志、族谱（家训）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三者连接起中华文化千年不断的文化血脉。

而地方志、族谱以及家训，对于区域和家族精神气质的形成以及地方行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方志和族谱等文献。早在厦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常阅读方志，并对身边的干部说：“要多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很有帮助。”

福建有历史悠久的方志文化和族谱文化，早在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福建最早的地方志《闽中记》就已问世，而族谱文化早已浸透到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几乎每乡每家都有族谱。一部部的方志，一本本的族谱，是承载福建优秀传统文化和闽人智慧的宝库。

现存8000多种地方志中，有一部福建人编撰的地方志被誉为“天下名志”。《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称：“是志与（明）正德十四年康海《武功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鼎足而立，夙称名志。”这也就是修志史上俗称的“两部半”（《朝邑县志》为半部）。

福建这部名志就是始修于康熙初年，刊行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宁化县志》，撰写者为明末清初的宁化人李世熊（1602—1686年）。

清同治八年（1869年）重刊的《宁化县志》，为线装古籍，是现存的最早版本

李世熊所撰《宁化县志》，2008年被列入《福建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宁化县志》内页宁化县山水学宫全图

它为何会被誉为“天下名志”？其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何启示？今天，《读闽·传家》和大家一起聊聊李世熊和他倾尽半生的康熙《宁化县志》。

年少成名文声显赫

明清鼎革之际归隐

1644年，明清鼎革之际，42岁的李世熊作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回乡避居，无论是南明政权，还是清廷，他都拒绝出仕。已过不惑之年，作出如此抉择，既有时代的裹挟，也有个人的命运。

李世熊，字元仲，号寒支，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出生于宁化县泉上（今泉上镇泉上村），家道小康。

他自幼颖慧，是名副其实的“别人家的孩子”。他10岁就能应塾师之命，为手中扇子作破题句，“舒之风动四方，卷之退藏山密”，堪称“神童”；15岁童子试，第一名；16岁入县学；20岁参加乡试，本已中榜，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八》（遗逸二）记载，李世熊“中天启元年副榜，以兴化司李佘昌祚得其文，争元於主司弗得，袖其卷去，曰：‘须后作元也。’”

考官佘昌祚在主考面前替他争第一，没有办成，便带走他的文章，说：“待以后再做第一名吧！”

此后，李世熊共参加9次乡试和选贡，都因各种原因落第，但他的文章为众多士人、学子所推崇，名震一时，“典闽试者，争欲物色之为重”（《清史稿》同上），连在闽主持典试的官员，也争相以得到他的文章为重。

前后历时十数载

修志过程曲折多磨

在李世熊之前，宁化先后修县志三次，明嘉靖年间首纂，万历、崇祯年间两度重修，但各志或记述过于简单，或资料不详实等，多有弊端。

其实，康熙《宁化县志》最初或为李世熊的私人修志。清初，回乡避居的李世熊，并非“彻底躺平”，而是著书立说。修志是一县一邑之大事，适处乱世，兵匪祸行乡野，修志也给了他借此反思明亡教训的契机。在与友人、弟子的书信中，此事也多有提及。

《宁化县志》内页

李世熊具体何时动笔，已难以详考。康熙《宁化县志·序》中记载了该志前后历时十数年修撰的曲折过程：清初，宁化县令何凤岐（1660—1670年在任）“以邑志请先生”，“数请乃可”，然“书未就，而何公乃迁去”。“及书就，前令王公急欲梓行，又不果”。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三藩之乱已平、台湾统一，清廷再次下诏令天下修志，催促甚急，时任宁化县令祝文郁求见李世熊，征得同意，将李世熊私修的《宁化县志》“增芟十之一二”后刊行。

对李世熊的《宁化县志》，祝文郁称“尽改旧志面目，视他志亦别为一体”。全书7卷，34万字；以“三宝体”为纲，分土地、人民、政事三部，纲下按事分类，共52目，每目均有概述；不设艺文志收录诗文，而是各附于事条之后或人物传中；土产所占比重最大，次为人物，分9个子目（《方志百科全书》）。该志在体例结构上做到纲举目张，纵横结合；内容记述详赅得当，浑成一体（《中国方志通鉴》）。

李世熊的研究学者、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张凤英副教授介绍，“三宝体”多见于明代，但结构往往比较简单，李世熊《宁化县志》在“三宝体”的大框架下设置52目，使得整部志书纵横捭阖，将千年之史、一邑之事尽行收录，且文辞章法精妙，读起来毫无违和凝滞之感，可以说，“虽然没有开创之功，却有典范意义”。

鲜活有趣的“冷知识”

志书中有很多

今天，我们翻阅古人修撰的县志，不少修撰者只是简单地“复制+粘贴”前人，因陈旧说，内容如同流水账，枯燥无味，但李世熊的《宁化县志》文笔精妙，考据绵密，即便是其中的“赋役志”等行政色彩浓厚的章节，读之都能如饮甘泉。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占整部志书篇幅五分之一的“土产志”，共录15类347种，近十万字的内容，却不让人有文字繁琐之感，后来此志还刊印有单列本，世人赞为“识见赅博，采写精详”。

“土产志”记载了闽地很多鲜活、有趣的“冷知识”，即便放在今天，也依然耐读。

“中国兔皆褐色，南海诸国皆白色。崇祯中年，海舶携白兔来漳泉，一时奇羡，价踊至数百金。后生育既多，价骤落，至有因兔而破家殒命者，亦一时之孽也。”

这则鲜活的故事，便出自“土产志”的词条“兔”中。现代的学者在研究海丝“舶来品”、中国家兔“起源说”等相关论文、著述中，多次引之为史料。

即便是普通的投资者，看到这个“白兔泡沫”的故事后，也会心头一紧：原来“泡沫”自古就有，“投资还需谨慎”。

山居四十余年，但李世熊的眼界却不闭塞。明末，番薯、烟草等农作物先后传入中国，他在“土产志”中皆有搜集、考证。“甘薯，今俗名番薯，种来自南夷，闽中万历中始有之……亦可作酒。”这或许是地瓜烧最早的历史记载之一。

后世修志者

纷纷借鉴效仿

李世熊的《宁化县志》问世后，很快成为清代地方志的典范，后世修志者多有借鉴、效仿，甚至直接搬抄部分内容。如刊印于雍正二年的台湾《诸罗县志》、乾隆十五年江西的《兴国县志》、乾隆四十七年的《长汀县志》、嘉庆十二年的《续修台湾县志》等。

而在宁化，自李世熊的《宁化县志》刊行后，宁化两百年未修新志。同治年间，全国多地重修县志，而宁化仅仅重刻康熙《宁化县志》，民国重修《宁化县志》，凡李世熊所记，“悉仍其旧”。

林则徐曾研究过历代全国地方志，“明代《武功》、《朝邑》二志以简洁称，……沿习日久，文省而事不增，其弊也陋……李元仲所纂《宁化县志》，喜其详赡，有裨于政”（《大定府志·序》）。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秋，李世熊在泉上檀河精舍去世，享年八十五。除《宁化县志》外，还留有《寒支集》《钱神志》《史感·物感》《寇变记》《狗马史记》等著述。

“无饰言、无曲笔”

经得起时间考验

康熙《宁化县志》问世三百四十年后，今天，透过李世熊和他在乱世之中修成的志书里，又能读懂什么样的初心？

可见笃行求实的工匠精神。省委党史方志办市县志指导处处长张维义说，《清史稿》中记载，李世熊终生好学，且活到老学到老，“生平喜读异书，博闻强记。年八十，读书恒至夜分始休。六经、诸子百家靡不贯究，然独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而撰写《宁化县志》的十数年间，古稀之年的他，仍然做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实地调查和口述访问等，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今天地方志工作者学习。

更可贵的是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在修志的过程中，李世熊收到了大量的地方人士来信，或希望将自家先祖写入县志，或用一些不符合史实的头衔抬高先祖，李世熊不顾情面和各方压力，列出证据一一驳回，“无饰言、无曲笔”，只为给后世留下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志。

或许有人说，李世熊和他的《宁化县志》，与今天的普通老百姓似乎无关。实则不然。近年来，东华山的雾凇、天鹅洞的奇观，游客流连打卡，大米、驼子、擂茶等宁化特色物产，也让人赞不绝口，而这些山水风物，李世熊在《宁化县志》中早已勾勒，并通过代代口耳相传，绵延至今。

总之，这部“天下名志”，其中所蕴藏的“文化富矿”“思想富矿”“精神富矿”，今天依旧值得深入挖掘。

参考论文：

张凤英《明遗民李世熊与康熙〈宁化县志〉的编撰》（《上海地方志》2019年第3期）

森正夫（日本）《〈寇变纪〉的世界——李世熊与明末清初福建省宁化县的地域社会》(《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4期）

潘承玉《清初散文中枢：从李世熊看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5期）

福建方志简史

福建最早的方志是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晋安郡守陶夔撰的《闽中记》。其后，南朝梁大通年间（527—529年），顾野王撰有《建安地记》2篇。唐大中年间（847—859年）闽人林谞撰有《闽中记》。晋唐时期，闽中一带共撰方志4种，惜均无存。县志则尚未见开撰。

山水志也是福建方志文化的特色之一，《玉华洞志》系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县绅廖崔龄主持重修，为木刻印刷版线装古籍，共6册，其中80幅玉华洞明代导游图描绘了玉华洞176处古迹和景点，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认定为“年代最久的洞穴导游图集”。该文献是最早介绍玉华洞地形地貌、游览史及诗词歌赋等的书籍，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学价值。

宋代，福建方志的修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不仅发达的州县一修再修，而且乡邦小邑也有修志。据《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统计，宋代福建共修撰方志76种，其中，省志3种，府州志42种，县志31种。这期间有两部名志现仍存世，一是南宋淳熙年间梁克家的《三山志》，一是修于宝祐五年（1257年）的仙游《仙谿志》。元代，福建修志成果较微，全省仅修志11种，且仅存书目。

明清两代，福建修志进入全盛时期。据《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统计，从明初至清末，福建共修志523种。明代是福建历代修志最多的时期，可谓“无府不修志”，同时，一些乡镇也群起修志，还有不少山水志。明代福建比较有名的方志有黄仲昭《八闽通志》、何乔远《闽书》、王应山《闽大记》等。崇祯年间，冯梦龙在寿宁当知县，编撰《寿宁待志》5卷，这志大部分为其亲身经历或调查研究所得，识见高远，自成一格。清代，福建修志事业继续发展，康乾两朝尤为兴盛，名志有李世熊《宁化县志》。

民国时期，新修了一部有史以来篇幅最为浩瀚的省志，即陈衍、沈瑜庆等所撰《福建通志》。各县编修县志的劲头不减，尤其是山水志延续，乡土志勃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盛世修志再现辉煌。从1984年开始，我省前后进行了两轮修志工作，到2023年，全省已出版300多部省市县三级志书和上千部特色志、乡镇（村）志、地情书籍，形成了两亿多字的地方志成果，加上现存的287种历代方志，以及7亿多字的数字化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