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2021年），法国著名汉学家，1951年获巴黎大学哲学硕士与法学博士、1962年获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硕士、197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他还先后获得“儒莲奖”、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最重要的奥马乐奖等，撰写了《新汉文化圈》《跨文化中国学》《中国教给我们什么》等著作。

汪德迈认为西方世界想要认识中国，就必须挖掘到本质。中国文化在汉文化圈具有特殊的核心竞争力，在当今世界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现代化并非只有西化一途可走，中国可以凭借其悠久而丰富的思想与经验为世界寻求新的社会模式提供有益参考。

与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汪德迈17岁时，偶然接触到一本德语版的古老中文语法书，被汉语的文字书写、语言表达和思维阐述方式所震撼，这和他曾学习的母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完全不同。因此他产生了学习中文的冲动，行动力超强的他很快便前往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兼修越南语，从那时开始他便开启了汉学研究的序幕。

20世纪50年代，中法两国还未建交，虽然心向往之，但是汪德迈未找到前往中国的机会，于是决定从曾广受中文影响力辐射的区域开始研究中国文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辗转于越南、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习和工作，这种经历使得他更加善于将中国文化放置于历史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跨文化视野客观分析中国文化。20世纪60年代，汪德迈赴香港大学留学，师承学界泰斗饶宗颐，从学习《说文解字》到识别书简和甲骨文，在饶宗颐先生的悉心栽培下，汪德迈不断被中国文化的魅力所感染，此后，便一直致力于推介和传播中国文化。

1966年，在法国多数大学都没有设置中文系的情况下，他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埃克斯文学院创设中文专业并担任负责人，教授汉语。1973年开始，他在巴黎七大东亚教研部门担任系主任。1979年开始，他任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同时在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教授儒家思想史，直至1993年退休。自20世纪晚期以来，汪德迈多次到中国进行访问和讲学，并为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授课。他希望通过自己从未停止的中文教学和汉学研究，尽可能影响到更多的人来了解和热爱中国文化。

研究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汪德迈始终认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避免同他人一样套用西方概念和思维模式研究中国，而应该从中国材料和中国概念入手，开展系统研究。

从甲骨文入手开展文字研究。汪德迈是欧洲较早掌握甲骨文的学者，他认为中国思想文化起源于文字，所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古老的甲骨文开始。他认为甲骨文用来记录占卜的结果，是一种表意文字。它不是口语的载体，而是独立的“文言”系统。参照卜辞的写法发展形成的文言句子语法结构简短，很少出现分句，也使得中国人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更加注重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而并不仅仅强调因果。同时卜官力争使占卜结果可控有规律，在控制过程中表现出的科学性，也使得汉字在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思辨功能。

从儒家思想入手开展社会研究。汪德迈认为有些学者说儒学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并不正确，是因其没有意识到儒学深层的整体性。儒家思想在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界几乎处于支配地位，由此衍生出儒政、儒文、儒商等观念。因此，中国文化是“文”的文化，而不是“武”文化或者“商”文化，也得益于此。在中国文化中能够将“商”放置于可控制的、满足和谐社会要求的伦理道德约束范围之内，而非片面追逐物质利益。因此，弘扬儒学文化与发展经济并不对立。

从跨学科、跨文化中开展整体研究。汪德迈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专长于儒学、中国古代文字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等。他所研究的任何一个门类放到现在都能独立成汉学的一个分支，这种跨学科的联合研究方式让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能够以更加多元的视角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他熟读中国历史经典，擅长将中国传统经典著作释读法与现代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并且结合他的实践经历和语言特长，以法国汉学、日本汉学、越南汉学为参考，将中国国学进行跨文化整体研究。这种跨文化研究方式，不仅能够加强中外文化交流，而且能够去粗取精，通过横向比较更好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

探寻中国文化的普遍意义

汪德迈认为，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来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但可以从曾对周围地区产生广泛影响力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教益，比如包容共生、修身自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汪德迈在他的《新汉文化圈》一书中谈到，汉文化曾经传播到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和包容性产生于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他认为中国文化不排斥文化差异，主张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讲究和谐共生，注重文化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因此，中华民族在文化的影响下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一种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集体心理共生。这种特性给工业社会结构注入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不仅对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正向影响，而且能够在社会面对顺境或逆境时都展现出出人意料的价值。

汪德迈详细剖析了儒家思想的礼治观，他认为礼治是一种被精心地、智慧地剥离出宗教，经过创新发展而能够系统地适用于日常的治理方式。它不刻意追求任何目标，仅追求个体之间及个体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礼治强调行为的自发是事物本质的动力，强调自律而非他律的规制。不少人认为制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满足人的欲望也被升华为一种人文主义关怀。但是，当个人欲望逐渐膨胀、欲壑难填时，社会则出现只讲经济利益，不讲仁义大同，只讲个人利益、不讲荣辱与共的情况，这种问题是需要被正视和改变的。

汪德迈始终倡导文化差异不等同于文化冲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文化携手共赴未来才能为全球发展赢得更多机遇。从17岁至93岁，作为文化摆渡人，汪德迈终其一生致力于研究、宣传中国文化。他曾说，“这辈子除了研究中国，就没干过别的事情”，“用一生来研究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