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日前，上海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学术交流系列活动——“伟大建党精神在全球语境中的话语与叙事”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思想体系、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影响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如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今刊发部分成果，以飨读者。

上海城市国际性与中共创立

（熊月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近代上海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国际联系广泛、频繁而深刻。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起于欧洲，进而扩展到北美洲、亚洲、非洲等处，是一种国际性运动。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创立的，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以上海为重要活动基地，诸多活动带有上海城市特有的国际印记。

近代上海城市的两种国际性

近代上海城市存在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常见型国际联系，指的是上海与英、法、德、美、俄、日等国家及其城市直接发生的联系。建党时期，上海与欧、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轮，已相当便捷，从上海可以直接到达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等，每条航线都有多家轮船公司经营。由上海通往以上各大城市的电报、电话更是顺畅无碍。

另一类是内嵌式、罕见型国际联系，指的是经与上海租界内各相关国家团体、个人发生的联系，进而延展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近代上海办有多种外文报刊，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均有。这些报刊广泛地报道世界各地信息。上海还设有众多外国通讯社。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国人。1920年，上海外侨近3万人，来自英、美、法、日、德、俄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些外侨不光与其母国有诸多联系，还由于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因素，与世界各地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其时，上海存在三个行政管理机构，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家各自为政，互不统辖。三家之上，没有任何可以统辖或协调三家关系的垂直权力机构。遇到非协调不可的问题，就由各国领事或领事团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或通过各国驻华公使向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这样，在上海城市内部，华界与两租界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国际关系。中国居民与租界内各国外侨的关系，有时也会上升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有时是单独发生的，如留学生赴美、赴日、赴法、赴俄，直接发生在中国留学生与相关国家之间；有时是交错或合并发生的，如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尼克尔斯基来上海，既有上海与俄罗斯相关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有他们到上海以后利用租界的因素。这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造成了上海城市两种不同的国际性，前者可称为外接式国际性，是正常国际性或一般国际性，这是当时众多涉外城市共有的国际性，如北京、南京；后者可称为内嵌式国际性，是非正常国际性或畸形国际性，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含有多国租界或公共租界的城市才有的。

这两种国际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首先，国际重要事件的发生，每每影响上海城市内部结构，国际一有风吹，上海便会草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难民逃出，相当一部分来到了上海，加大了上海与俄国的联系，也改变了上海外侨的结构，使得上海法租界成为俄侨集聚区。共产国际从一开始便看中上海，将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很重要原因便是上海有众多俄侨，便于开展工作。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后，上海大批德侨回国，直接影响了上海外侨与外国资本的结构。

其次，上海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会酿成国际事件，犹如平静的湖面，上海“一石子”，国际“千重浪”。1905年，上海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不但引起寓沪美国商人的恐惧，也很快成为国际性事件，影响到中美关系，最后在国家层面上才得以解决。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罢课、游行，影响很大，但北洋政府并不十分惧怕。但是，6月5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便影响到英、美、德、法、日等列强在上海的利益，进而影响他们在整个中国的利益，从而造成很大的国际压力，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罢免曹汝霖、陆宗舆与章宗祥的官职。

上海国际性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在这两种国际性综合影响下，上海在马克思主义信息传播、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其活动方面，发挥了远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特殊作用。比如，“马克思”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并述及《共产党宣言》学说的，是1899年在上海出版《万国公报》连载的《大同学》，主译者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众所周知，《万国公报》是教会办的，李提摩太述及马克思与《共产党宣言》，本是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介绍的。但是，从传播学角度看，则是由一个具有跨文化身份的传播主体（李提摩太），通过新式媒介（《万国公报》），将一种新的知识从这种知识的生产地欧洲传到了中国，从而完成了这种新知识的国际传播。自1920年8月至1922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读物18种，包括《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俄国共产党党纲》《列宁传》《李卜克内西纪念》等，全部在上海出版。上海能够获得这么多新的知识，全赖于其广泛的国际性。

共产国际垂青上海

共产国际自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之日起，就在努力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并将目光投向了上海。1920年4月，负有指导筹建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一行来到上海。随后，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建立（今虹口长治路177号），中俄通信社、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九江路14号）等机构设立。苏俄、共产国际向其驻华代表、在华机构，以及中共组织及其他革命组织提供的经费，相当一部分便是通过这个办事处支付的。

就空间距离而言，从俄国西伯利亚到上海，比起到北京、天津要远得多，北京还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但共产国际不是将此机构设在北京、天津，也不是设在另一个东亚大城市东京，而是设在上海。这与上海城市高度的国际性有直接关系。共产国际成立的1919年，上海已是拥有245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最大的港口城市、最为开放的城市，是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城市。这些，都是共产国际特别看重的地方。

这些机构，以上海为基地，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作为经费周转站，以《上海俄文生活报》为信息载体，还有日夜不息的电波，将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信息传递到上海，扩散到全中国，又将中国的信息传递到苏俄，在中国与共产国际、苏俄之间架起了信息通道。那么多外国人，不时地来往于上海与北京、上海与哈尔滨、上海与广州等地，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及建党初期起了相当重要作用。显然，没有上海这一独特的城市，这一切都难以想象。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1920年得以成立；中共一大在1921年得以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中共一大举行期间，有巡捕闯入、查问，迫使会议转移地方，也与上海城市的国际性直接有关。学术界研究已经表明，巡捕是冲着马林来的。马林早已引起欧洲反共势力的关注，他离开欧洲以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到了上海，他一直是工部局重点关注的对象。

与上海高度国际化相一致，民国时期上海金融高度国际化，美元等各种外币在这里都可以便利地汇兑为中国通用货币。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都有效地利用这一特点。

从三个维度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故事

（徐建刚 上海社联副主席，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作了精辟的概括，这一伟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放在世界历史的趋势和格局中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诞生意义的认识。讲好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故事，也应该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认识。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上海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各种历史和时代的因素。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与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地位密不可分，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开放的城市，开放伴随着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形成，始终是东西方联结的桥梁和纽带，得风气之先和地利之便，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条件，从而使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成为历史的必然。

今天，我们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必须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力量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这三个必然，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也同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讲好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故事，可以有三个维度：

人类先进文明和思想的继承者

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先进文明和思想的继承者。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都会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这种思想上的准备，具体表现在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轴的启蒙思想和“公平”“正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双重影响。在回溯五四新文化运动，探求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轨迹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到启蒙主义思想，再到社会主义思想的跨越，而在这种跨越中，他们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同20世纪初开始西方社会进步思潮的转变相关。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所造成的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成功，把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变成实践，树立了新榜样。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成为进步人士的一股巨大的主流思潮。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中国社会思潮，可以清楚地看到，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其实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潮流。因此，讲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故事，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要讲清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进步事业实践者

二是中国共产党是人类进步事业实践者。为最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也是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近代中国，为了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各种探索，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一成立，能够在中国当时众多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关键的一点，就是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它们在中国的统治，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其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以解决民族矛盾、反对封建主义以解决社会矛盾，从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实际上，这也是人类进步事业的共同奋斗目标。

按照先进组织原则组织的政党

三是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先进组织原则组织的政党。由政党来组织和领导社会运动，是近代世界政治运动的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能够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政党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动员力量。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组织和动员从传统的“乡党”“会党”，逐步向政党过渡，而当时的中国，尽管政党林立，但都并不具备真正意义的现代政党组织和动员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建党的两条重要原则:“主义的结合”和“苏维埃”形式，也就是从指导思想上明确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组织原则上实行民主集中制。一个有先进理论武装、为最大多数中国人民奋斗、实行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同其他政党有着显著的不同，能够担负起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的历史责任，结束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这也是对世界先进政党组织原则的借鉴，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不同于其他政党，能够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

总之，今天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必须从历史的逻辑出发，用具体的故事、鲜活的人物把党的历史讲清楚、讲明白、讲生动。这样，才能有更强的传播力。（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