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素，1877年出生，福建闽县青圃人。民国初年，林宗素曾任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为谋求女子参政的权利奔走呼号。为“普及女子政治学识，养成政治能力，期得完全参政权”，林宗素亦创办多所女子学堂。作为近代女权运动的先驱，林宗素为我国妇女解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林宗素性别意识的觉醒，与她参加各种爱国主义运动息息相关。1905年12月，林宗素参加黄兴在日本横滨设立的制造弹药机关，同年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与唐群英、秋瑾等结为好友。黄花岗等起义所需的军火武器在运送回国前，曾存放于林宗素在日本的卧房。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不凡经历，证明以她为代表的近代女性同样拥有谋求民族解放的能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昭汉、唐群英、葛敬华等人曾组建女子军事团、女子尚武会、女子后援会等军事组织，支援起义。民国初建，孙中山盛赞林宗素，“林君一弱女子，乃不畏军火，君等有愧色矣”。林宗素等人认为“光复以来，吾姊妹执干戈筹饷糈者群聚……踵趾交错远近闻之，莫不改容起敬”，女性同样为光复立功，合该同享共和。民国建立，林宗素认为女性“旧耻可雪”，且“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遂与唐群英、沈佩贞等原同盟会会员在上海共建女子参政同志会，以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力。

1912年1月5日，被公推为参政会会长的林宗素赴南京拜谒孙中山。孙中山应允“将来必许女子以完全参政权”，并承认女子参政同志会“可以为全国女同胞之代表”，前提条件是女性需先“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林宗素表明“本会现正办理法政讲习所”。早在民国建立前，林宗素便开始在女校当教员，对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知。女子参政同志会草案中明确规定，“先求政治学知识普及于女子”，要求各省“多设女子法政讲习所和女子法政学堂”，增强女子智识，以便完全实现男女政治平等。

然而，千余年的男权社会非一时所能撼动，时人声称女子参政同志会是非法组织，林宗素所求并非全体女性的共同心愿，而是出于她对权力的私欲。中华民国联合会指责孙中山面见林宗素“将置全体会员公举之代表于何地”，此次会面被冠以“闲谈”之名。

面对诘难，林宗素回应称：“鄙人忝居参政同志会会长，对于要求参政权事固责无旁贷”，要求参政“乃女界同胞同具之心理……宗素耻独为君子”。与孙中山的面谈虽得“将来必许女子以完全参政权”的承诺，但“非沾沾于总统一诺即有喜色”，且“攀援依附之积习断不敢留存”，以“闲谈”论此次会面者“未免鳃鳃过虑也”。

2月27日，女界代表向南京临时参议院递交《中华民国女界代表上参议院书》，提出在女性要求参政的世界潮流中，“何不可自我神明黄裔之中国为世界女子开一先例，以作各国之模范”，建议“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者另以正式公文解释宣布“本国人民”一语系包括男女而言，“以为女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

3月11日，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未将“男女”单独列出，引起林宗素等呼吁男女平等的女界人士的强烈不满。林宗素等人上书孙中山，或“于‘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以昭平允”，或“删去‘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一语，以为将来解释上捐除障碍”。

林宗素很早便认识到“权也者，乃夺得也，非让与也”。南京临时参议院对女子参政权一事持观望甚至否认态度，借口“兹事体重大……应俟国会成立再行解决，以昭慎重”，引起林宗素等人不满。19日上午，林宗素等人忽视旁听安排，直接闯入议事厅，与议员同坐，“至提议女子参政案时，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21日，唐群英谒见孙中山，孙中山从中斡旋，遂平息事态。民国初年，女子参政权始终未被参议院通过。

1913年底，北洋政府勒令取消女子参政同盟会，林宗素“避地海外”，在印尼兴办“爪哇女子师范学校”，从事教育事业。后成为南洋富商，资助其兄兴办革命报纸，宣传民主和自由。九一八事变后，林宗素发表《告女同胞书》，指出“女子居全国之半，兴亡负同等之责”，劝诫女同胞“求职业之智能，以期经济之独立”。抗日战争时期，林宗素回国定居，1944年病逝于云南。

近代杰出女性借助民国肇建的契机，利用其在革命活动中的功勋及影响力，在夹缝中谋求政治权力，步履艰辛。作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林宗素展现了闽籍女性的铮铮铁骨。正如江亢虎对其的评价：“从来非常之人，不必能成非常之事者，盖时代与环境限之，然其名字照耀人耳目，其流风余韵，使后生末俗，感动奋斗而不觉。”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