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以其有利的地理条件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由于历史的机缘聚合，被中国共产党人看中，成为上演中国革命宏大历史转折的重要舞台。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闽西作为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策地和实践地，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必须得到充分肯定。过去学术界对此问题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认识，谈到中央苏区，许多人都认为只是在江西，而不知道福建占有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充当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本文以史料为依据，对闽西在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个充分说明。

一、闽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地

1937年，朱德这位有“红军之父”称誉的总司令，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传记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采访时，讲到闽西长汀时仍然很动感情，感慨道：“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1]为什么朱德对长汀给予这样高的评价，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是朱德经过对比之后有感而发的由衷之言。这种转折包含几层意思：

第一，在军事行动上由被动到主动的一个转折。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井冈山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因为各方面原因，被迫离开井冈山，实施“围魏救赵”计划，以打破敌军“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于1929年1月中旬离开井冈山后，在军事上就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不仅“围”没有解，而且自身也回不去，被追打得无处立足。20日，在江西大余与李文彬作战遭受重大失利，只得向广东边境南雄转移，然后进入赣南信丰、安远、寻乌，曾经三次与敌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2]虽然在宁都大柏地一仗打败了国民党军刘士毅第十五旅两个团，得到暂时的喘息机会，但被动局面仍未打破，还是被国民党军紧追不舍。红四军到达东固后，“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后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复入宁都、瑞金之壬田。这样打转兜圈子，但敌军仍步步紧逼，难以甩掉，红四军后卫距敌仅1里，这成为红军离开壬田向汀州进发的原因。红四军从下井冈山开始，沿途总计损失约600人、200支枪，特别是干部损失多人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3]

红四军进入长汀境内后，于3月11日攻占四都。3月14日，长岭寨战斗告捷，仅3小时即击溃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毙命，歼敌2000余人，缴获2000多支枪、3门迫击炮及大批武器装备。显而易见，长岭寨战斗是红军创建以来取得的一次大胜利。“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4]毛泽东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宁都、汀州二役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5]

可以说，到达闽西后，红四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完全改观。不要说离开根据地四处游击时期，就是在井冈山的情况也是不乐观。当时毛泽东上井冈山还是有被逼的意味，多少带有投靠的性质，因为这块地盘原来是有绿林势力盘踞，就是袁文才、王佐，虽说袁文才也是共产党员，但被认为是“特殊党员”，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拥兵自重，其部队带有较浓厚的绿林积习，有时不太听调遣等。以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必须要依靠他们，所以毛泽东才要派人争取，否则就站不住脚。刚开始，袁文才对毛泽东上山的要求是委婉的拒绝，这就很说明问题。后来虽然接受了，而且部队也进行了改造，共同坚持了井冈山的斗争，但多少还是存有芥蒂和疑心，使红四军无法放手发展。杨克敏认为：过去用外交手段拉拢袁王，而没有同时注意去夺取其群众，有许多政策为了迁就他而不得实行，或者至少要费许多周折才能实行，这样的瞻前虑后去做事，又怎能畅行顺手呢？所以“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6]从这些现象可以想见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实际状况。但闽西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闽西一直是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开展革命活动，发动了群众，组织了力量，所以闽西党组织与红四军都是在中央领导之下，完全是一家人。福建省委和闽西党组织对红四军的到来非常欢迎，倾全力给予配合支持，如长汀党组织负责人段奋夫就向红军提供闽西各种情报等。这也是红四军入闽后能够完全转变被动状态的重要原因和实际体现。

第二，在战略方位上由小区域到大范围的一个转折。

我们知道，毛泽东、朱德率领起义军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它是从城市向农村的转折，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开始了伟大的探索。

作为井冈山来说，虽然也是一块很好的革命根据地，但相对来说范围太小，各种条件比较受限制，比如经济就存在大问题，这里出产有限，一下子驻扎了这么多部队，后勤难以保障。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7]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也认为：经济的来源全靠打土豪，附近各县土豪都被打尽了，要打就须远一点，但必须与敌人硬拼。因为经济困难，不仅零用钱停发，连草鞋费也没发，伙食费减少，冬天的棉衣问题几乎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根据地只能“在十分艰苦的奋斗下存在着，都想割据区域的扩大推广是非常之难能的。”[8]

除此，井冈山还有其他一些限制。因为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农村，所以封建传统中的家族式关系根深蒂固，严重影响到党和红军的建设。“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及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9]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县委要脱离特委闹独立，存在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等劣根性[10]。地方主义使各地革命斗争得不到互相配合。特别是井冈山存在着严重的土客籍矛盾问题，“党内土客籍之争夺领导，所以妨碍党的发展。”“土客籍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法，使党内纠纷不已”[11]，甚至存在“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尖锐对峙。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才在党内产生对红色政权的悲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随着红四军向闽西赣南进军，闽赣粤三省的广大范围，为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广大可以纵横驰骋的地域空间和回旋余地，使红军武装力量与闽西赣南工农群众的斗争汇合，“这种渐次分散红军的力量到群众之中去发动群众的策略，将使东南半壁完全造成赤色的局面。”[12]不仅如此，经济问题也有了解决的条件，闽西赣南都是丘陵地带，土地很多，物产丰富，周恩来称“汀州之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宁化有“苏区乌克兰”之称，赣南也是如此。因为都是客家人聚居区，所以地方主义少了许多，像井冈山那样尖锐的土客籍矛盾也没有了。“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各地报纸，原来信息闭塞、几个月看不到报纸的现象完全改观。党的组织有了统一领导，不存在脱离上级组织闹独立的问题，“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也慢慢消失了，各方面条件有了全面的改善，为经略闽西赣南为大范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军队建设上红军由游击部队到正规化发展的一个转折。

红四军在解放汀州城后，成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通过打土豪筹粮款，筹集到5万银元的大宗款项，赶制了4000套军装，第一次让红四军全体官兵穿上崭新的统一军服，全军面貌焕然一新，斗志昂扬。红军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正规医院——福音医院，还创办了被服厂、斗笠厂、合作供销社等。红四军在汀州进行了改编，把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共编为三个纵队。同时进行整训，加强纪律教育、军事训练、官兵考核及对新兵的征募和教育，使部队军政素质得到提高。

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军事上统一指挥和正规化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29年12月，在闽西上杭古田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就解决了红军党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会后，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倾向，并扫除红军中的封建残余制度（如废止肉刑、枪毙逃兵等），着手使大会决议深入贯彻到部队中。这些都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在通告中明确指出：“这一大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之更一致的联合行动。”这是为了更大发展和取得全国胜利必须采取的步骤。为贯彻这一战略部署，中央专门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具体落实全国各地红军的扩编计划及行动方针。会后，党中央派涂振农为特派员，赴红四军传达会议精神。6月在闽西汀州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与中共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汀州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精神，以及关于整编红军的命令。红军编制的原则是：以前游击战争时代是短小精悍，现在集中进攻时代是强大充实。规定部队采取三三制的编制。[13]

会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将闽西、赣南根据地的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为红一军团）。原红四军军部和政治部改为红一军团指挥部和政治部，统辖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红一军团共2万余人。这次整编不只是在红军编制上的正规化，更是在战略战术上也逐渐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汀州会议，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游击战向运动战、正规战转变的第一个会议，是红军重大转变的开始。”[14]

二、闽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宏伟蓝图的擘画地

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致中央的信中，明确表示：前敌委员会决定红军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15]同时决定在闽边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往赣南游击。毛泽东认为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红军行动方向，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受国民党的战区。但“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16]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的中央苏区这一宏伟蓝图，已经越来越明晰了。因为闽赣浙三省敌军力量最弱，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他建议中央：“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17]

这年11月18日，红四军在闽西上杭县官庄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作出“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赤色政权”的决策。28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毛泽东参加，扩大会同意了官庄会议的决定。

显然，之所以能够在闽西规划和擘画中央革命根据地蓝图，是有其深刻的实践基础的，是深入总结闽西赣南游击转战和分兵发动群众斗争经验的结果。在转战期间，毛泽东曾由衷地说道：“闽西群众很好”，群众一经发动就起来了。“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的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说明闽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已经具备了很好的革命基础。1929年底，在国民党军发动“三省会剿”的情况下，四军前委就认为，应该先解决闽西的敌人，因为闽西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敌军系统又不同，“若在闽西情况之下红军不能取得胜利，而到别一地区，必更困难。”[18]于是一面训练整顿红军，一面积极组织群众，做好粉碎敌军“围剿”的准备。

随着斗争的推进，这一蓝图在实践中不断完善。1930年初，红四军前委制订了以3个月为期的在闽西赣南分兵的计划，其游击区域是：赣南之赣县、雩都、瑞金、会昌、南康、信丰、安远、寻乌各县；东江之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各县；闽西之上杭、武平、长汀、宁化、连城各县。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好地争取群众，更好地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好地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前委认为南康、大庾、会昌、瑞金、石城等县，有些原来没有一点组织的，有些原来有点组织的但只是很小的一点，要在这样的地方做深入的组织工作是白费力的。但在宁都、雩都、安远、寻乌、长汀、武平等县就完全不同，不但原有党和群众的组织，而且有小块甚至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有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正是有了这些基础，就为在闽西赣南初等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比如，在赣南就应该扩大宁都、雩都、安远、寻乌四县整个的赤化，在闽西要往武平、长汀各县整个赤化，这样就把瑞金、会昌、石城包在中间，再图发展闽、赣的联系，就成功了。[19]前委还严肃批评了赣南特委不配合红军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忽视赣南、东江、闽西三区域联系的伟大意义，表现了十足的机会主义”的现象。

虽然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是在转战闽西赣南和粤境的过程中，是在总结红四军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与闽赣粤三省边境的各种条件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但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地点是在闽西，这一点是确定无疑、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

三、闽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地

闽西在福建各级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红军队伍等。这些都为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闽西受到大革命的影响，1926年至1927年间，永定、龙岩、平和、上杭、长汀、武平、连城、漳平相继成立了党组织，领导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到红四军入闽前，闽西党组织得到稳步发展，永定有5个区委、2个特支，上杭有4个区委、30个支部，龙岩有支部40个，长汀有特支1个，支部3个，连城有支部7个，武平有支部6个，平和有支部5个。[20]共有党员755人，占当时福建全省党员总数的58%。至1929年7月前后，闽西党员发展到近3000人。组织的发展，对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

南昌起义军经过闽西，大力宣传党的主张，鼓动农民抗交租税，组织农民协会，号召广大民众参加革命，发动了群众，留下了武器，传播了武装斗争的火种，对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起到巨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大革命失败后，闽西党组织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领导举行了龙岩后田、平和、永定、上杭蛟洋四大农民暴动，燃起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烽火。永定在先后成立13个乡苏维埃政权基础上，选举产生闽西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在不到1个月时间内，完成溪南13个乡2万多亩土地的分配工作；成立闽西临时特委，成立了闽西红军第九军十九师，下辖3个团。暴动暂时失利后，转入乡村，坚持革命斗争。

正如福建省委指示所述：闽西工农一面因为农村经济破产，谋生困难，一面又要担负很繁重的捐税，受着军阀豪绅地主无限制的剥削、土匪的骚扰，过着非人的生活，要求解放是万分的迫切。加以地理上与粤、赣接壤，受着邻省的影响，工农文化程度较高，封建思想较少，易于接受革命的思潮。尤其受着广东工农斗争高潮的振荡，与党在闽西较有基础工作的影响，所以两年来“平和、永定、上杭、龙岩等县的农民，不断的起来与当地驻军豪绅作剧烈的斗争。”“斗争已经进展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已经成为全省中斗争最剧烈最普遍之区，给予各地以很大的革命影响，……闽西革命势力发展与东江、赣南互相呼应配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一。”[21]这些斗争，作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群众基础的准备，为红四军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闽西革命斗争也给予红四军以有力的配合支持。各县农民一闻朱毛到长汀，便先后爆发斗争。长汀方面在红军直接帮助之下，自不用说。上杭方面北四区有20余乡农民在党领导及影响之下，起来肃清豪绅反动派，成立红军。当红军出发截击反动驻军，有2000上下农民群众执土枪参加。永定方面，金丰农民群众于驻军走后即与豪绅地主作武装斗争。龙岩农众一闻朱毛到汀，便摩拳擦掌准备武装斗争。[22]福建省委也预见到闽西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性，制定了《关于闽西斗争工作大纲》，要求恢复闽西特委，立刻组织红军一个团和各县地方武装，施以军事训练，创建闽西割据。

闽西是中央红军的摇篮，为了配合红一军团的整编，红军在闽西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兵员。闽西苏维埃政府专门为此发出通告，决定各县苏维埃政府须经常组织宣传队50名，分配出发各区乡宣传。[23]于是，闽西苏区大批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各县勇敢工农分子加入红军者，正如风起云涌”。[24]仅上杭县就有900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全闽西苏区参加红军者更达数千之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先后有10万多人参加红军，相继成立了红四军第四纵队、红九军、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主力红军以及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和游击队。这些闽西红军在政治训练中得到锻炼成长，“不单在组织上和军事上去变，主要的要有铁的精神，久练以成铁”，成为铁军，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闽西作为闽粤赣的红色中心区域主要部分之一，在当时的全国占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闽西有数十万赤色群众，群众经过三年的土地斗争，对斗争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群众经过敌军的会剿，经过肃清团匪与向外扩大的斗争，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增加了经验。闽西有相当的军事力量（红军和各地赤卫队、游击队、政治保卫队、少先队），地形多山，利于我们农民的作战，这是闽西的优点。”[25]

总之，闽西具有的革命基础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多种因素汇合，使革命在这里实现了重要转折，成为创建中央苏区的决策地。此后闽西的作用更在实践中得到提升，与赣南一起成为中央苏区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永载史册。

注释：

[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8页。

[2]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3]《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5页。

[4]《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6页。

[5]《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1~62页。

[6]杨克敏：《关于湘赣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7]《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4页。

[8]杨克敏：《关于湘赣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5、259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10]杨克敏：《关于湘赣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74页。

[11]杨克敏：《关于湘赣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72~273页。

[12]朱赤：《朱毛红军与闽赣农民暴动之发展》（1929年4月13日），《古田会议文献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13]《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报告纪要》，1930年6月9日。

[14]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15]《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3页。

[16]《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54页。

[17]《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63页。

[18]《四军报告》（1930年1月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9册），第207页。

[19]《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1930年3月18日发于赣州城郊楼梯岭），《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9册），第252~253页。

[20]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著：《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21]《中共福建省委关于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定》（1929年3月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第122页。

[22]《中共福建省委报告—闽西的形势与任务》（1929年4月1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第170~171页。

[23]《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四号—关于发动群众到四军去问题》（1930年6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政府文件）1930年，第175页。

[24]《风起云涌的加入红军者》，《红报》第38期，1930年7月。

[25]《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信—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坚决粉碎张贞的进攻》（1931年1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34年，第7页。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