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新的话语策略，通过自媒体等大众文化传播的网络形式，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获得多种表现形态，以图从学术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变，从学术形态向娱乐形态、舆论形态转变，在潜移默化中将特定的政治取向和历史观传递给大众。

近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历史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及其种种表现展开持续地跟踪研判、批评亮剑，同时网络管理部门和网站平台也加强对历史话题相关信息的审核、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抑制了否定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曲解改革开放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结论的信息在网络空间蔓延。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未放弃政治诉求的表达和话语权的争夺，而是根据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碎片化、历史话题广泛性和历史呈现方式多样性的特点，不断调整表达方式和话语策略，采取间接表达观点的方式，以隐藏特定的政治价值观。

其一，暗度陈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结合民国史研究的进展，制造网络空间的“民国热”，大量推出美化中华民国政府，美化民国统治者、军阀、官僚、地主等的“翻案”文章，杜撰民国时期拥有民主、自由，炒作民国名人名媛的风花雪月，鼓吹民国精英的生活方式，拔高民国时期学术水平、教育水平，由此建构一个既“美好”且“值得缅怀”的民国形象。同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还夸大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支持，甚至宣扬伪满洲国的繁荣，如网络文章《当年的满洲国竟然会是如此的发达与富裕》等。其实质是以此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解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

其二，断章取义。适应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碎片化、受众阅读浅表性的特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构历史学研究的既有体系，脱离长时段、整体性、本质性等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根据特定需要剪裁、编辑历史信息，使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逐渐碎片化，以历史的细枝末节搭建历史的“真实”。一些人在微信公众号中每天讲一点儿所谓的历史，前后叙事并不连贯，貌似无系统性可言，但某些指向又隐约可见可感。

其三，借船出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把握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趁着官方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展开讨论，借机在网络空间推送错误观点。如在2017年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80周年时借机炒作其“真实性”问题，污蔑这两篇文章是“抄袭之作”；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借肯定改革成功之名，将改革开放前与后两个时期进行简单对比，贬抑乃至否定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并曲解改革开放的性质、目标。

其四，以“情”动人。社会思潮的形成和蔓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心理和情感基础。在网络空间大量信息堆积的情况下，网民选择信息时更加关注信息本身带来的情感体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视“情感”传播策略，尤其是适应自媒体条件下传播受众年轻化、基层化特点，选择特定的视角和通俗共情的语言来表达。比如以“父母对子女的爱”为切入点，推出“家长来信”《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点》，以吸引家长和中学生的关注；在妇女节之际，微信文章《孙中山，竟然还有这些事》以图文结合的方式，从女性视角回顾孙中山的婚姻，指责孙中山是“喜欢少女”的“猎艳高手”。

其五，重复炒作。面对我国日益严格的网络信息监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既努力创造信息增量，也积极利用线上和线下的相关信息存量，常常对旧“信息”稍作编辑后进行再发布。比如201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网络上出现一批十年前评说十月革命的文章，其基本观点是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否定中国选择十月革命道路的必要性。又如“孙立人将军亲口下令活埋1200日军战俘”、“国军五十二军浴血诺曼底”等谣言虽被有关学者辨析、驳斥，但一段时间后相关网络文章又会被“发掘”出来。

通过这些手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将其理论观点和价值观化整为零，隐藏在大量看似细碎、相关度较低、貌似能够通过审查的信息中，既努力保持在网络空间中信息总量占比，维持在舆论中特定话题的“热度”，又能够达到逃避国家网络信息监管的目的。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争夺话语权、拓展影响力方面具有强烈的“能动性”，其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经过转化，搭载到网络小说、网络专栏节目、网络视频音频、表情包、内涵段子、网络游戏等形式上，从而将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变为娱乐、消费的素材。于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宏阔进程被整编到“平民视角”中，在戏说中变为琐碎的日常生活，变成一个个搞笑的偶然事件组合；严肃的历史被解构成“好玩”的故事；历史人物被用“纯粹的人性”来解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遭到肆意恶搞、戏谑、调侃，而反面人物则被发掘出来的某些所谓“优点”包装起来，以致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民国“大师”受到追捧，但大量的笔墨不是关注其学术成就，而是闲话其感情纠葛、脾性嗜好。在网络文学作品中，“较多表现为对主人公能力、作用的过分夸大和对历史环境、事件的随意处置等方面，同时也有些女频作品以爱情为重点美化反面人物，有些男频作品片面、孤立地看待历史事件，为反面人物翻案”。

利用新的话语策略，通过自媒体等大众文化传播的网络形式，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获得多种表现形态，以图从学术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变，从学术形态向娱乐形态、舆论形态转变，在潜移默化中将特定的政治取向和历史观传递给大众。相应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破原有的从专业知识分子向普通大众单向传播的机制，进入多向互动状态，改变传播中的主客体关系，日益模糊信息生产者、传播者和普通受众的身份边界，以致三者往往合为一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表现形态、主体构成的复杂化，意味着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纠缠在一起，给区分问题性质、研判思潮态势带来一定干扰。

研究网络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发展的新特点，不仅要回答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怎么样”，更要回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网络治理“怎么办”。由于自媒体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我们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判也就应该处于动态、开放之中，力求从话语方式、表现形态、平台载体、覆盖人群等多个方面准确把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特点；研究这些特点、特征形成的条件和机制，并据此反思以往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认识存在的不足；从学理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社会思潮研判亟待解决的难题，尤其是正确区分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寻找可操作的方案。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采用的各种传播策略，我们需要寻找更有针对性的破解办法，包括增强网络信息管理者的辨识能力，堵上监管方面尚存的漏洞。更具建设性意义的途径是坚持以立为本。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式增进社会成员的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础知识，帮助大众了解历史发展的大势，把握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主线，感受信仰的力量，树立报国的志向。另一方面还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实现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通、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化，利用不断创新的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平台，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入”文化消费品之中，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借助大众文化、借助网络飞入寻常百姓之家。

作者：杨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