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组长朱佳木曾指出：“对于地方志资料价值的认识，古人已有之，今人更甚之。历代地方志在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诸如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社会学、天文学、灾害学、军事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事业中，更为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地方旅游事业、规划建设城市等众多方面提供了巨大助力，成功事例不胜枚举。”[1]

晋代以来，福建就开始编纂地方志，系统保存了内容丰富的福建地域文化资源，是承载福建优秀传统文化和闽人智慧的宝库。整理挖掘并利用好福建地方志文化资源，讲好闽人智慧故事，对于传播和弘扬福建优秀地域文化、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优秀文化，智慧宝库

福建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悠久。有年代可考的福建方志，最早的当推晋太元十九年（394年）陶夔修纂的《闽中记》。此后，南朝梁萧子开撰《建安记》，梁大通二年（530年）顾野王撰成《建安地记》，唐太和间（827—835年）林諝撰《闽中记》，以上著作的名字留存在后世的文献记载中，但均已失传。这时期福建的方志内容以地记与图经为主。至宋代，福建修志进入繁盛期，内容由过去侧重地理改向人文与地理并重，有文献可考者约有73种，但存世的仅《三山志》《仙  志》《临汀志》3种，占全国现存30多种宋代方志的十分之一。元代福建地方志编修陷入低潮，修纂志书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与宋代相比，据文献记载，元代福建编修府志7部、县志3部，均未见传世。

明清两代福建修志重又兴盛。明代出现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省性的地方志，即弘治三年（1490年）黄仲昭纂修的《八闽通志》。最早问世的县志是洪武间马英修纂的《玉融志》和梁礼编修的《泰宁县志》，但均已不存。很多府县志书三番五次编修。如福州曾于明代中后期先后编出5部《福州府志》。兴化府（今莆田市）明代共编修8部府志。据统计，明代全省修纂的省府州县志存世78部，其中省志3部、府志25部、县志50部，失传190多部。有清一代，福建修纂的志书存世150部，其中省志4部、府志16部、县志130部，失传40多部。值得一提的是，从明代开始，福建各地已有乡镇志的编纂，明代编纂的乡镇志如福州的《螺江洲小志》、莆田的《南日寨小记》、惠安的《崇武所城志》；清代如福州的《螺江志》、长乐的《梅花志》、福清的《海口特志》、晋江的《安海志》等约20多种。此外，明清时期福建各地也纷纷编修山水志，著名的有《西湖志》《于山志》《鼓山志》《戴云山志》《武夷山志》《木兰陂志》等。

民国时期，福建编省志1部，即由陈衍等纂修的《福建通志》。县志编纂普及全省，当时全省48个县，共修县志62种，有56部存世。其中平潭县知事黄履思主修的《平潭县志》为平潭存世的唯一旧志；左树夑修、刘敬纂的《金门县志》是金门建县后首部县志，详细记述了金门立县及地理、经济、物产、人文、历史、海防、兵事等情况；《尤溪县志》则是由地方军阀卢兴邦主修的一部志书。综而言之，从东晋到民国，福建共编纂省、府、州、县志630多种，其中存志289种（含残本，不含同种不同版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先后开展首轮、第二轮修志工作，完成编纂并出版《福建省志》两部160余册，市、县志170余部及部门志、专业志、综合年鉴等地情书籍近2000种，形成数亿字的成果群。其中多部省志分志、市县志和年鉴在全国获奖，首轮修志编绘的《福建历史地图集》《福建自然地图集》等3部地图集是全国地方志中独一无二的创举。同时，还整理点校了100多部旧志，其中汇辑福建和台湾历史上365部地方志编成的《闽台历代方志集成》，更是集福建、台湾历代旧志整理之大成。

地方志编修赓续传承、连绵不断，较为系统完整地记录一个地方的自然与人文状况；地方志内容聚焦一地风貌、突出地域特点，在宏大的正史叙事之外保存了相对中观、微观的地域历史文化，这些都使得地方志书在保存历史资料、阐释历史智慧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自古以来地方志就被誉为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

二、知古鉴今，资政宝库

志书记述的内容对地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常被称为“资政之书”。历来热心于地方修志事业的地方官员或士大夫都特别强调志书对当地政事的作用。如康熙年间庞垲在为《松溪县志》作序时指出，修志宗旨在于资政。他说：“郡县何以志也？志者记也，所以纪山川、土田之数，里俗、物产之宜，以为考验行政之资也。”[2]乾隆年间福宁府知府李拔为《福宁府志》作序时说：“夫志者，纪事之书，实致治之书也”[3]。而同一时期郭世勋在为《仙游县志》所作序言中说得更为详细，他说：“志之为书，非特以备纪载供稽考而广见闻也，将使后之为士者远有所师、近有所承，为民者前有所遵、后有所守，将使后之为政者因其民情，宜其土俗，废者举之，坠者修之，偏者补之，敝者救之。”[4]诚如以上所论，地方志书所记的方域、建置、职官、赋役、物产、选举、人物、政纪、风俗之类，对于一个新到任的地方官来说，可谓当地的百科全书，对于其迅速了解当地的区域沿革、人文历史、土地物产等施政所必备的知识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即使到了现代，地方志的资政作用仍不断被强调。1960年10月，毛泽东主席考察湖北，在与即将到荆门担任县委书记的梅白交谈时，听梅白说没有当过县委书记、没有基层县级领导干部工作经验后，毛泽东就风趣地讲起“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生长于福建的著名思想家、“闽学”的创立者朱熹知南康郡（治所在今江西省星子县）时，当地的属官们照例前去迎接，朱熹下轿伊始，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了没有？急于从志书中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现状。由此流传下“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毛主席讲完后，对梅白说：领导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5]。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宁德工作期间，经常拜访方志专家、搜集阅读方志书籍。他对身边的干部说：“要多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很有帮助。”他还强调“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6]

现代社会信息高度发达，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虽然多元多样，但志书以其所记内容全面真实系统的特点，仍然是一个为现实工作提供服务的有利辅助手段。比如，通过系统总结志书中所记某一方面的内容，借鉴一些有益的东西，把握其中的规律性，做到以古鉴今，有利于做出科学的决策。正如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所言：“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7]

三、释疑解惑，史料宝库

福建是著名的侨乡，也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流交往范围的扩大，到福建寻根谒祖的台胞、侨胞越来越多。他们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找到当地的地方志工作部门，通过查阅丰富的方志资料，结合族谱等地方文献，大部分人都能解决疑难问题，寻到自己的“根”，加深了文化认同，促进了文化交流。例如，1995年，在菲律宾宗亲柯芳楠的委托下，晋江市方志委和泉州市地方志协会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菲律宾报刊上先后发表《中国与菲律宾黎刹家族世次录》《上郭村与柯氏祖迹》等4篇考证文章，明确指出菲律宾民族英雄、国父扶西·黎刹的高祖父柯仪南（DOMINGGOLAMCO）的原籍和出生地是福建泉州晋江罗山镇上郭村，得到菲律宾官方的认可。2000年5月19日，时任菲律宾总统到泉州晋江上郭村，参观扶西·黎刹的史迹，并为黎刹塑像奠基培土。著名地方志研究专家诸葛计在《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中赞誉：“这个历史之谜的解开，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也是方志工作者在本届修志中获得的一项科研成果。”[8]

由于地方志着重记述一个地方的历史与现状，地方志编纂者一般是熟悉当地历史文献的士绅或知识分子，他们生活的年代距离记述内容发生的时间较近，因而地方志所记内容相对比较真实具体。历史上有些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往往会在地方志中找到答案。例如，与郑和同为正使率领庞大船队下西洋的王景弘，其籍贯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定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庄为玑教授根据清代蔡永蒹《西山杂志》发现王景弘是闽南人；90年代中期，徐晓望研究员抉剔爬梳地方文献，在万历《漳州府志》、乾隆《龙岩州志》等地方志中查阅到王景弘是福建宁洋县集贤里香寮村（今龙岩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人的明确记载；曹木旺则通过实地调研，进一步考证出王景弘是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许家山自然村人[9]。以上观点得到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认同，使困扰史学界300余年的王景弘的籍贯问题终于得到破解，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

四、服务发展，品牌宝库

地方志真实地记载了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风俗人情、物产资源等各方面的内容，堪称“一方之信史”“一方之百科全书”。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各地充分挖掘利用地方志中的记载，开发当地物产资源，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在挖掘传统名品名产资源方面，例如，1984年10月，平和县方志工作者在查阅旧志资料时，搜集到有关平和“琯溪蜜柚”这一传统名果的资料。原来“琯溪蜜柚”曾被定为进献朝廷的贡品，然而，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到解放前夕已濒临绝种，以至知者寥寥。方志委将有关这一名果的记载，摘录上报给县领导。县委、县政府很快作出了建立“琯溪蜜柚”生产基地的决定，并把发展蜜柚生产作为平和县脱贫致富、振兴经济的主攻项目。1985年，由中央农牧渔业部、省农业厅、市农业局和县共同投资60万元，建立起蜜柚生产基地。1985年刚开始发展时，全县仅90公顷，1999年已达到8000公顷。现在，平和“琯溪蜜柚”已行销海内外。在开发利用蕴藏的自然资源方面，例如，上杭县方志委在收集整理县志的过程中，发现县志中有境内旧县紫金山在宋康定元年（1040年）即开始采金活动，至宋皇祐时（1049—1053年）向朝廷纳贡金167两（折5219克）的记载，并据此向地质部门提供线索。闽西地质大队先后进行了多次探查勘察，确定以紫金山主峰一带为金矿的重点范围，肯定了矿床远景和规模。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勘探和开发，到2001年，紫金山成为国内采选规模最大的黄金矿山，紫金矿业产金量居全国黄金企业首位。在为地方特产溯源正名方面，例如，2001年，连城县方志委主动向县畜牧水产局提供新编《连城县志》《冠豺山志》和《连城风物志》中所记载连城白鸭的历史依据及其药用价值、分布情况、外形特征等资料，为县农业局提供连城红心地瓜干的历史源流、种植情况、加工工艺和色泽及品质等资料，特别是新中国以来“连城红心地瓜干”扩大种植面积、深加工和获奖等方面的资料，为“中国连城白鸭（白鹜鸦）之乡”“中国红心地瓜干之乡”命名论证会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依据。同年5月和10月，连城县先后被命名为“中国连城白鸭（白鹜鸦）之乡”“中国红心地瓜干之乡”。又如，2016年，云霄县方志委挖掘县域内传统特色产品资源，联合有关单位编纂《云霄名特产志》，记述云霄的名优水果、水产品及特色传统风味产品，为地标注册提供翔实的史料依据，让地标注册工作事半功倍。2018年、2019年，云霄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原有的13枚增加到34枚，一举领跑全国[10]。在为申报世遗服务方面，例如，在武夷山景区开发和申报“世遗”等过程中，当地地方志工作部门积极挖掘利用地方志资料中的记载，特别是集历代武夷山志之大成、由清代乾隆年间董天工撰写的《武夷山志》，为开发和申报提供资料依据。为土楼申报“世遗”服务，永定县方志委组织力量编纂出版《永定土楼志》。此外，地方志机构还积极参与开发地方旅游事业，从编纂文字宣传资料、实地考察、景区开发、旅游线路设计等方面提供服务。

五、铸魂育人，教育宝库

志书的内容地域性强，记载的都是乡土乡事、乡风乡俗，既保存了大量地方文献，又最容易留住和唤起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乡土记忆。因而，一直以来，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乡绅士大夫都重视志书“正风淳俗”“教化乡里”的作用。康熙年间余爌认为，修志可以“昭劝诫、树风声而立轨物”[11]。明成化年间胡昱认为，志书“据古援今，惩恶劝善，盖以昭世教、振文风、补治道，咸赖于斯”[12]。明嘉靖年间林梅也认为志书“要在于彰善瘅恶，垂劝惩而植风教焉。”[13]清末以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曾兴起一股乡土教育思潮，各地纷纷编纂乡土志，福建也编纂了《闽县乡土志》《福安乡土志》《惠安县乡土志》等。有识之士把它们作为乡土教育的教材，希望通过乡土教育培育人们的爱乡爱国情怀。改革开放以来，志书在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有助于人们通过志书对一个地方的记述，更加明晰当地从落后到先进、从贫穷到富裕、从事业起步的因陋就简到全方位整体推进等演进变迁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懂得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激励人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可以说，志书为人们提供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是铸魂育人的教育宝库。

近些年来，福建省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做好编史修志工作的同时，也注意加强对地方志资源的深加工，拓宽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手段，增强宣传教育、培养爱乡爱国情怀方面的功能。例如，201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省方志委牵头联合省档案局、民革福建省委共同编纂出版了《辛亥革命福建英杰图志》，还与福建日报社等联合主办“辛亥革命福建英杰”5个纪念专版；与民革福建省委等联合举办辛亥革命福建志士图片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逸仙讲坛”等系列活动，集中宣传了“辛亥革命福建英杰”的英雄事迹，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2013年，省方志委又与省委文明办、省妇联联合编纂出版《福建家训》，社会反响热烈，多次印刷，并配送农家书屋，赠送给参加第九届全球孔子学院厦门会议的国内代表和全国“两会”代表，并通过开讲座等方式进机关、进学校。该书还入选福建省第八届、第九届“书香八闽”全民读书月活动百种优秀读本，被评为“福建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此外，厦门市方志办成立全国首家地方性历史影像研究会，举办《厦门记忆》系列历史影像专题展览，并撷取精华编印《厦门记忆》一书。其他如编纂或出版《船政志》《厦门市情手册》《漳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文集》《泉州海丝史话》《泉州抗日志士名人录》《三明地情丛书》《莆田市名人志》《闽北典故》《闽西生态建设志》《宁德市情手册》等特色志或地情书，并积极开展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活动，对宣传历史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产生了良好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地方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挖掘利用好方志智慧，在传播和弘扬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中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努力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1]朱佳木：《地方志编修——中国独特而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载《地方志工作文稿（增订本）》，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10—11页。

[2]〔清〕潘拱辰、黄鉴修纂《松溪县志》，1990年松溪县方志办整理本，第3—4页。

[3]〔清〕朱珪修、李拔纂：《福宁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16页。

[4]〔清〕王椿修、叶和侃纂：《仙游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7页。

[5]陈东林：《“官不修衙而修志”——毛泽东对地方志的重视及其启示》，《北京地方志》2020年第2期。

[6]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宁德》，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第258页。

[7]冯梦龙著、陈煜奎校点：《寿宁待志》，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8]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742页。

[9]徐晓望：《八次下西洋的王景弘》，载《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庄为玑：《试论郑和与王景弘之死》，载《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曹木旺：《王景弘籍贯考略》，载《“睦邻友好”郑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388—393页。

[10]杜正蓝、郭扬、林毅秀：《地标第一县 念响富民经》，载《福建日报》2022年11月7日第2版。

[11]〔民国〕陈朝宗修、王光张纂：《大田县志·余爌旧序》，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3页。

[12]〔清〕翁天祜修、翁昭泰纂：《浦城县志·胡昱旧序》，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13]〔清〕陈汝咸修、施锡卫续修：《漳浦县志·林梅旧跋》，2011年内部整理校注本，卷首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