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鲜明提出新时代文化使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在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中，地方志自成一脉、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和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1]，“承载着传承中华文明、弘扬历史传统的重任，是中华民族延续文脉的重要载体”[2]。本文拟从地方志角度，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一浅析。

一、连续性：代代相传、永不断章

“连续性”是地方志的内在特性。地方志编修延续2000多年，虽然历经战乱、天灾、人祸，但薪火相传、代代相承，成为世界文明独有的文化现象。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希腊和希腊化的古代文化，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3]从全国范围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留存的历代方志有8000多种、10万多卷，约占中国现存古籍的1/10；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了数以百亿字计的地方志成果，成为中华文化弥足珍贵的地情资料宝库[4]。从区域范围看，历代修志基本沿袭前志，并对前志进行增补扩容、补遗纠错、删繁就简等，“举旧志所不收，或收而失实，或讹而相冒，或混而无别，或析而无当，悉厘正之。上下千余年，条列如指掌”[5]。正是这种罕见的连续性，使地方志承担起了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优秀文化、保存历史文献的重要作用。

地方志相沿至今的独特编纂体例保证了地方志编修的连续性。从体裁看，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从结构看，横分门类、纵述史实；从章法看，有“越境不书”“生不立传”“横排竖写”“述而不论”等基本原则。从门类看，“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6]。这种独特的编纂体例具有相对稳定性。正如美国学者亚力托所指出的，“自宋以后，方志在形式内涵上的一致性是惊人的。至于西方，根本没有长期一致的文献体，即使一国中的一致性也没有。……而方志的形式则千年来基本未变”[7]。

地方志功能的不可替代性保证了地方志编修的连续性。地方志“事关兴替，理切安危”[8]，具有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基本功能。从资治功能看，“志之所载，皆为治之资也。凡封域、山川、徭赋、人才、吏治、食货、兵卫之属，罔不胪列，以备稽考”[9]。从存史功能看，“但此一书，博集见闻，广罗今古，大纲细目，莫不备举”[10]。从教化功能看，“政以道民，志以襄政。政者，主乎治者也；志者，主乎教者也。政之治，在一时；志之教，在千古”[11]。强烈的经世致用特点、全面广博的资料性和鲜明的教化功能，不仅使地方志在传承文脉中具有独特优势，而且有利于维护和加强统治，从而使地方志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地方志的“官书”性质保证了地方志编修的连续性。隋唐时期确立史志官修制度；宋代创设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12]，开国家设局修志先河；元明清时期频繁颁布修志诏谕，并开始制定统一的修志凡例；民国时期设立通志局（或通志馆）。同时，还规定地方志的编修年限，如唐代府州每3年（后改为5年）编送一次图经，清代省、府、州、县志60年一修，民国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以来，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志的官修性质，并规定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在人类最先发达的少数几个古老文明中，之所以延续至今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官修志书的传统[13]。

二、创新性：与时俱进、主动求变

“创新性”是地方志的活力所在。回望地方志发展历程，“从2500年前初现雏形，到1000多年前开始定型，再到 60年前进入新编地方志阶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14]。主动适应不同的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是地方志传承不辍、永葆生机的“密码”。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在继承历代修志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志由“一本书”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呈现出许多新发展、新特点。

体制机制持续完善，保障基础持续夯实。建立涵盖修志、读志、传志、用志、管志全链条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规范，出台首部《地方志工作条例》《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等一系列地方志工作法规文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和“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志鉴编修指导、评议总纂、审查验收、出版发行、成果报备、宣介推广、督查通报、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一系列的工作制度，加强了地方志工作的全流程管理。

工作内涵持续拓展，成果品类持续丰富。成体系、整体性推进地方志工作，不断丰富、延伸工作的内涵与外延，逐步形成包括志、鉴、库、网、刊、会、用等多业并举的工作局面。地方志的种类不断丰富，包括地方志书、年鉴、地方史、地情书等，其中仅地方志书就包括了地方综合志书、部门志、专业志、专题志、特色志等众多类型，地方综合志书也逐步延伸至省、市、县、乡镇、村（居）五级。地方志成果呈现形式除了纸质版外，还增加了光盘版、数字版、影像版等新形态。

成果推介持续创新，修志为用持续强化。积极探索让地方志“活”起来、立起来、火起来的方法路径，创新采用影像、视频、音频、文艺、摄影、动漫、展览、简本等接地气的形式，推动地方志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进军营、进企业、进“两新”组织、进网络等，让地方志有“声”有“色”。积极打造“永远在线”的数字方志馆，建设“指尖方志”“掌上方志”“口袋方志”“云端方志”等，推动方志成果数字化、普及化，使更多的人走进方志、了解方志、喜爱方志。积极推动地方志跨界融合发展，孵化出“方志+产业”“方志+文化”“方志+旅游”“方志+教育”等新业态，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文旅经济等，赋能高质量发展。

三、统一性：国家认同、民族凝聚

“统一性”是地方志的重要特征。地方志传承发展的历程，是各地区共同奋力延续中华文脉、铸就共同精神家园的历程，不仅见证了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也见证了各民族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

编修地方志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自隋唐确立地方志官修制度后，修志成为官职官责，中央政府通过颁布政令对地方修志行为进行统一规范。自元代因“宜为书明一统”[15]而创立一统志，到明清为修纂一统志而征求各省志书开始，进一步形成了由各级地方政权组织、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区域志编修行为和编修体制，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和促进了国家政权的一统，同时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比如，清雍正《广西通志》指出：“地必有志，所以大一统，征文献备王会之盛，而尊朝廷也。”[16]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以来，首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志书和综合年鉴全覆盖，组织开展香港、澳门地区修志工作，以方志文化为纽带促进闽台交流等，进一步彰显了地方志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独特作用。

编修地方志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历代方志详细记录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疆域，为宣示国家主权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比如，清代台湾方志文献明确将钓鱼岛列入版图，记录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中国册封史出使记录等有关琉球的历史材料，有力证明了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如，东汉杨孚《异物志》、南宋《琼管志》、明代《琼州府志》、清末《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等历代志书中，明确记载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17]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再如，清乾隆《西域图志》反映了清代平定新疆、统一西北的历史事实，是清朝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有效管辖的历史见证，体现了自觉的中国认同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以来，各级地方志书基本上都在志书之首详细记录了本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建制等，特别是启动编纂《中国南海志》《三沙市志》等志书，进一步彰显了地方志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独特作用。

编修地方志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视边疆和民族地区的记述，是地方志编修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清乾隆《西域图志》记述了西域各民族的文化风俗和英雄人物事迹，提醒清朝统治者要尊重民族风俗，实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以来，将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的修志工作纳入全国修志整体规划，并明确规定：“在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新方志应充分反映多民族的特点，应当体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民族自治地方的新方志，可以同时用汉文和本民族文字出版。各地编纂新方志时，对于散居全国的少数民族，都应给予相应的反映。”[18]在两轮修志的具体实践中，确实贯彻了这一原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团结融合。

编修地方志有利于促进文明延续。地方志“深植在中华文明的根脉深处，纽结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凝聚着无数士绅学者的思想结晶，传延着文化传承的不息文脉，提供着绵延中华文明的地方资源，承载着中华文化演进的历史身形”[19]，对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发展、文脉的延续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同时，地方志也保留了各地区间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比如，福建地方志体现了晋唐以来南渐的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的相融衍生；台湾地方志体现了台湾文化与福建文化的文缘相承；等等。这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

四、包容性：包罗万象、兼收并蓄

“包容性”是地方志的重要品格。2000多年来，地方志始终保持兼容并蓄的姿态，积极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元素，成为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载体。

地方志具有吸纳性。自发端开始，地方志先是从地理、历史、文学等著述中，吸纳适合地情记述的方式方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20] 为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并充分体现“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的定位，地方志由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谱牒、文征七类“分地记载之著作”，到“隋唐以后，则糅合诸类斟酌损益以为体例也”。[21] “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22]。地方志不仅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容纳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注意融合外来文化，如将西方年鉴改造成为具有中国元素的地方综合年鉴，并纳入地方志范畴。由此可见，地方志具有极强的吸纳性和适应性，在坚守志体等基本体例原则的基础上，能够与时俱进地吸收、调整、合成适合记载地情资料和传承地方文化的载体形式。

地方志具有全面性。英国学者伟烈亚力指出：“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23] 从记述内容看，地方志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留下了大量正史和其他史籍所没有的宝贵资料，“志之为体，当详于史”[24]。从篇目设计看，横陈百科、纵贯古今，遵循“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横排纵写，门类齐全”的基本原则。从体裁运用看，综合运用多种体裁并通过周密组合，“实现了综析有度，经纬分明，首尾相顾，多姿多彩的有序排列与合理交织”[25]。从资料来源看，历代方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家谱、文集、笔记、地方文物、器物、各种社会调查等各种公私文献，如“调集数百家谱牒，经极详慎之去取别择，而得其经纬脉络……征引之书，不下四五百种”[26]。社会主义新方志资料来源更为广泛，可以说，两轮新方志编修的过程，就是两次全国性的地情大普查、资料大荟萃、文化大凝结的过程。

五、和平性：交流互鉴、美美与共

“和平性”是地方志的价值追求。历代方志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天下太平”“共享大同”的社会理想、“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责任担当、“国虽大，好战必亡”“化干戈为玉帛”的智慧卓识等，充分反映了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地方志是塑造中国和平形象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是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文明。地方志是最详实的地情资料库和文化基因库，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国情、地情的切入点”[27]。通过编修地方志，有助于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地方志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地方志是“最具有民族特征的标志性传统文化形式之一”[28]，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早在9世纪中后期，地方志就已传至日本[29]。此后，大量流播日、英、美、法等国，仅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中国历代方志4000多种，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3858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收藏5558种，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收藏5193种[30]。地方志的重要价值日益得到国外学者特别是汉学家的关注与重视，他们“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方志称为‘资源’”，认为地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是外国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工具”[31]。比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的《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就引用了几百种地方志[32]；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其名著《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引用中国文献多达300多种，其中2/3是中国历代方志[33]；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在《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中共使用274种中国历代方志[34]。扎根中国传统文化沃土，融通各种地情资源要素，地方志中蕴含着独具魅力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也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之一，是“具有国际性的文化财富”[35]，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地方志是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国历代方志记录了历史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然地理、文化风俗、民族宗教、物产交通，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人员交流等基本情况，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等的历史见证，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智慧，是进一步增进互信互鉴、实现“民心相通”的历史基础。近年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主动服务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梳理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历代留存的各种相关文献典籍，编纂出版《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广东方志与十三行——十三行资料辑要》等，影印出版明代马欢《瀛涯胜览》等，举办“一带一路与地方志创新”研讨会，开展“海南与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推介影像志、名镇名村志等一批高质量地方志成果，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力度，进一步拓展了方志文化海外传播网络，进一步通过地方志讲好中国故事。地方志成为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注释：

[1]冀祥德：《总结经验 树立自信 高位运行 奋发有为 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暨2017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期。

[2]王伟光：《坚定自信 放大格局 拓展功能 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南海主权与地方志论坛”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2期。

[3]〔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５卷第1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50—51页。

[4]王伟光：《坚定自信 放大格局 拓展功能 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南海主权与地方志论坛”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2期。

[5]〔清〕牛若麟修、王焕如纂：崇祯《吴县志·徐汧序》，王熹等校点：《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下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明代方志研究及资料选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582页。

[6]张国淦：《中国古今方志考·叙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

[7]〔美〕亚力托：《中国方志与西方史学的比较》，转引自https://www.sohu.com/a/141262852_534720。

[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9]〔清〕尹继善等修、黄之隽等纂：乾隆《江南通志·补熙序》，乾隆元年（1736）刻本，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清代方志序跋汇编·通志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10]〔清〕贾汉复修、李楷纂：康熙《陕西通志·卢崇峻序》康熙六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清代方志序跋汇编·通志卷》，第182页。

[11]〔清〕贾汉复修、李楷纂：康熙《陕西通志·郭充跋》，康熙六年刻本，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清代方志序跋汇编·通志卷》，第170页。

[12]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2875页。

[13]朱佳木：《加强中国当代史与地方志编纂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开幕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11月第17卷第6期。

[14]朱佳木：《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把地方志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5期。

[15]许有壬：《大元一统志序》，《圭塘小稿》卷五，转引自杜锡建《元、明、清〈一统志〉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7期。

[16]转引自陈相因、秦邕江编著：《广西方志佚书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17]“南海主权与地方志”课题组：《南海主权 有“志”为证》，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8月16日。

[18]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1985年4月。

[19]陈野：《建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

[20]〔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一》。

[21]〔清〕梁启超：《说方志》，《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78页。

[22]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宝树园文存》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4页。

[23]〔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第５卷第１分册，第44—45页。

[24]〔清〕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2页。

[25]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下），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960页。

[26]〔清〕梁启超：《龙游县志·序》，《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第4336页。

[27]张安东、吕君丽：《中国方志文化论要》，《巢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8]王伟光：《盛世修志助力中国梦》，《人民日报》2015年9月10日第10版。

[29]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0]王晶晶：《60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旧方志整理、研究与利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31]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当议》，《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2期。

[32]陈桥驿：《北美汉学家论中国方志》，《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33]丁玉恒：《唐代以来中国地方志在海外的流传及其影响》，“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

[34]〔加〕卜正民著、陈时龙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84—289页。

[35]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当议》，《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