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的生命中，“贫”是一个关键词。他的一生，从少年至老年，始终生活在物质的相对匮乏之中。但他不以为耻，而是自我安慰道：“贫者士之常。”

母亲吃“陈米”事件

南宋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由胡紘撰写、沈继祖递呈的《劾朱熹省札》，诬熹“十罪”。其中第一条罪状是“不孝其亲”，让母亲吃陈米。

奏疏称：“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

沈继祖的指控，完全是一派胡言，后世学者几乎没人相信。然而，在当时真的打败了朱熹学派，朱子学被称为“伪学”，史称“庆元党禁”。读完《劾朱熹省札》，我对朱熹的经济生活也发生了兴趣。

朱熹被指控之时，他的母亲祝氏夫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不知胡紘是从哪里听到这消息的。朱熹在为母亲所撰圹志上写自己“愚不适经用，贫病困蹙，人所不堪”，而其母“处之怡然”，似乎祝氏夫人并不介意与儿子吃同样的饭菜。

朱熹家的伙食的确不好。叶绍翁说朱熹与学生们日常所食“惟脱粟饭”，也就是糙米饭。黄干《朱子行状》说朱熹“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吃穿都很简陋。很可能，朱熹母子和门生，吃的都是粮仓陈米。只要朱熹没有自己吃新米，让母亲吃陈米，就谈不上“不孝”。

我也感到好奇，名满朝野的朱熹，为什么会生活得这么落魄。朱熹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他富有吗？也许他很富足，只是出于信念，选择了俭朴的生活方式；也可能经济困难，不得不俭省。很可惜，古人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

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到处寻访朱熹遗迹，利用朱熹自述、族谱、方志等材料，钩沉索隐，写了一本《朱熹事迹考》，其中有专门的章节探讨朱熹的产业、收支状况。世界朱子学权威陈荣捷教授著有《朱子固穷》一文，根据朱熹本人的自述和相关文献，也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我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解读一下朱熹的经济状况。

朱熹的田产和房屋

朱熹原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省），祖上曾经富裕过，但祖父朱森以上三世不仕，到父亲朱松时已经破落。朱松说：“某少贫贱……自顾其家，四壁萧然，沟壑之忧，近在朝夕。”

1118年，朱松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被任命福建建州政和县尉。1123年，他举家迁闽时，抵押了老家最后的百亩田产，才筹得路费。该田产后来由朱松的朋友张敦颐赎回，还给朱家。朱熹长大后回老家省墓时，以其田租作为扫墓祭祀用。

朱松是激烈的抗金派，受到秦桧集团排挤，入闽做官十余年，由县尉贬至镇监税，最后奉祠闲住，居无定所，没有添置固定田产。1125年，朱松之父朱森卒于政和县，葬于护国寺西庑外的公共庙田，按朱熹的说法是“贫不能归，因葬其邑”。

1143年，朱松死于建州（今建瓯），亦无葬身之地，寄葬于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灵梵院侧。朱熹中年以后，才把朱松墓迁至崇安县寂历山中峰僧寺之北。这块墓地是朱熹岳父刘勉之赠与的。

朱松虽穷，但交了不少有钱的朋友。临死之前，他把妻子和14岁的朱熹托付给抗金名将刘子羽照料，而以学业委托胡宪、刘子翚（刘子羽弟）、刘勉之（刘子羽堂弟）三位朋友。他们都住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

从此，朱熹母子就以五夫里为家。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刘子羽写信给刘勉之说：“于绯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朱熹称五夫里的居所为“紫阳楼”。紫阳，是朱熹老家婺源的山名，以示怀念先祖也。

清王懋竑《朱子年谱》说，刘子翚在歇马庄买田二百亩与朱熹共用，刘子翚死后，侄子刘珙把田租全部让给朱熹：“屏山既没，忠肃公珙尽以畀朱子，资其养母。后朱子同安秩满归，以田还屏山子玶。”也就是说，从1147年开始，近20年间，借来的这二百亩地支持了朱熹一家的基本生活。

1148年，朱熹19岁，与刘勉之的女儿结婚，同年考中进士。虽然已经成家立业，仍然在五夫里寄人篱下。中年之后，朱熹建了几处住宅，美其名“精舍”，其实多为乡间草堂，并不值钱。

1170年，朱熹在建阳县崇泰里（今莒口镇）后山天湖之阳的寒泉坞购地葬母，在其旁建了数间草堂，称寒泉精舍。朱熹在这里守孝、讲学和著述，是为朱熹创建的第一处书院。吕祖谦曾来寒泉精舍住过，与朱熹合编《近思录》。

1170年，朱熹还在建阳县西北的云谷山最高峰芦峰筑晦庵。朱熹《云谷记》说：“得草堂三间，所谓晦庵也。”云谷晦庵离五夫里八十余里，朱熹每年只来一两次，是弟子蔡元定帮助建造的。

武夷精舍是1183年所建。朱熹在《答陈同甫》中说：“武夷九曲之中，比缚得小屋三数间，可以游息。”韩元吉《武夷精舍记》记载说，武夷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茅草，仅得数亩……使弟子辈具畚锸、集瓦木，相率成之”。可见武夷精舍一半利用旧道观，一般为朱熹师徒自建，颇为简易，最大特色是山水优美，与世隔绝。

朱熹的父亲朱松相信风水，生前喜欢建阳城郊考亭村，认为溪山清邃，可以卜居。1191年，朱熹从漳州知府卸任，有点余钱，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定居考亭。他写信告诉吴伯丰：“今不复成归五夫，见就此谋卜居，已买得人旧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书楼，更旬月可毕工也。”但建房太花钱，他很快就感到后悔，告诉陈亮说：“然囊中才有数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扫而空矣。将来更须做债方可了办。甚悔始谋之率尔也。”朱熹称这栋让他负债累累的房屋为“紫阳书堂”，在这里度过晚年。

1194年，因为生徒日众，朱熹于考亭所居之东，再筑竹林精舍，后改名沧洲精舍。朱熹去世后，官方改为考亭书院。日后，朱熹学派又称考亭学派。

朱熹怀念祖德，最大愿望是建一座独立的家庙。他曾经描述说，这座家庙应该是小五架屋，后架作一长龛，以板隔截，作四龛堂，堂置位牌。实际上，朱家的祖先牌位，只设在厅事之侧。门人问他为什么，他无奈地说：“便是力不能办。”

朱熹的官俸和祠禄

朱熹一生不愿为官。《朱熹行状》曰：“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实际上，朱熹真正担任官职的时间只有七年。包括：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三年（1153—1156），知江西南康军两年（1179—1181），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1181—1182），知福建漳州一年（1190—1191），知湖南潭州两个月（1194），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四十日（1194）。

出任官职意味着更高的俸禄，以及其他补贴。但朱熹有志于学，宁愿过着清贫而自由的生活，多次推辞朝廷的任命。卸任知南康军时，他写信给老友吕祖谦说：“熹一出两年，无补公私，而精神困弊，学业荒废，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他追求思想和精神的富足。

不出任官职，就没有官禄，他依靠什么生活呢？

宋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奉祠，译成白话就是管庙。这是一种名义官职，多用于安置老年或异议官僚。很多有志于学术的士大夫都申请奉祠。

朱熹想要的，就是奉祠，领一份低薪但不必上班。据高令印先生统计，朱熹一生奉祠12次，累计21年10个月。从品级看，朱熹为左迪功郎22年，宣教郎15年，朝奉郎7年，朝奉大夫2年。根据北宋的情况推断，南宋祠禄应该还是迪功郎十二贯，宣教郎十五贯，朝奉郎三十贯，朝奉大夫三十五贯，另布米若干。此外添支数贯或十贯。总计朱熹每年的祠禄不过数十贯。

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因时而异，常有波动，但大体遵循这样一个等式：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每贯钱名义上一千文，但南宋每贯钱在京城只值六百文，在外地只值四百文。高令印先生说：“每贯可买得米四五斗，而每人每年约需米三四斗。据此，年俸即使不贬值，亦仅足全家米粮之用而略有剩余而已。无怪朱子在闲居奉祠期间，每每称穷。”

祠禄虽然微薄，却是朱熹一家的基本收入，十分重要。朱熹文集里，有不少向朝廷请祠的公文，如1169年《乞岳庙劄子》称：“未任就道，而家贫亲老，急于禄养。”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他也屡屡谈到祠禄，如《答刘子澄书》云：“如仆则债未尽偿，食米不足，将来不免永作祠官。”一旦失去祠禄，他的生活马上陷入困境。1190年，他写信告诉周必大：“熹自去年八月已失祠禄，今适綦年。贫病之态，不言可知。”到了1196年底，因为沈继祖上疏弹劾，朱熹被落职罢祠，再也没有祠禄了。

朱熹有政务经验，也不缺机会，只要他愿意出任职官，家庭经济就会好转。所以，他的贫困可以看成一种个人选择。他在答韩尚书的信中说：“自知绝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以终余年。”

在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匮乏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正因为这样，朱熹虽穷，却不怨天尤人，也不觉得可耻，能够泰然处之。

朱熹的“文字钱”和束脩

除了官禄与祠禄，朱熹还做点出版生意，谓之“文字钱”。

1172年，朱熹给浙江金华的朋友吕祖谦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阻止一起盗印图书事件。原来，朱熹著有一本《论孟精义》，在建阳自行印刷，发行全国，却被义乌的书商盗印。在信中，朱熹自嘲说：“此举殊觉可笑，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

吕祖谦回信说，找到那个盗版书商了，“已属义乌相识，审询其实而就止之”。

宋代，闽北建阳印刷发达，是中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朱熹与门生一起编印书籍，开办书肆，增加经济收入，并不奇怪。据说，朱熹的印务主要交由次子朱埜打理，门人林择之似乎也参与管理。事实证明，朱家人在经商方面，成就一般。朱熹在《答李伯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子礼兄金，渠已认定还七月以后息钱矣。书肆狼狈日甚，深用负愧……”估计朱熹挣到的文字钱并不多。

闽学巨擘朱熹和浙学领袖吕祖谦、湖湘学派领袖张栻，时常切磋学问，交谊深厚，时人称之为“东南三贤”。吕祖谦和张栻家世显赫，衣食无忧，尽可以专心治学；惟朱熹出身贫寒，不得不亲自料理生意。理学家强调义利之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道德导师经商图利，合适吗？

吕祖谦应该不会反对。朱熹曾经批评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永康学派主张“义利双行”，陈亮不但亲自下海做生意，并且相当成功。

但是湖湘学派比闽学更具理想主义性格。张栻在信中告诉朱熹：“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鲜。若刊此等文字，取其赢以自助，切恐见闻者别作思惟，愈无验矣……为贫乏故，宁别作小生事不妨。”他的意思是，如今信奉圣道的人本来就少，如果读者知道作者依靠卖书获利，书中的真理就要打个折扣；与其卖书，还不如做点其他生意。

朱熹不以为然，对门生林择之说：“钦夫（张栻）颇以刊书为不然，却云别为小小生计却无害。此殊不可晓。别营生意，顾恐益猥下耳。”朱熹也是反对儒者经商的。在他看来，出版生意还算高雅，其他生意更是铜臭扑鼻，难以接受。

朱熹的收入里，门生的束脩应该算上一笔。朱熹的门生很多，陆游在《方士繇墓志铭》中说：“朱公之徒，数百千人。”按陈荣捷先生的统计，朱熹门生共467人。邓庆平先生又考定说，留有姓名的朱门弟子共494人。

这些人有穷有富，有的长期追随，有的只是偶尔请教，有的来来往往。按照儒门传统，朱熹可以收到一定的束脩（学费），因为缺乏资料，暂付阙如。

朱熹的来往馈赠

沈疏指控朱熹：“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虽然有些夸张，但朱熹的确常收到各方馈赠。但朱熹是有原则的人，《宋史》本传称：“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朱熹还是注重礼仪的人，很多馈赠要回礼。

宰相赵汝愚知道朱熹没有自己的居所，说要为朱熹盖座房屋。这礼物未免太大，还涉及公款，朱熹连忙推辞，致书云：“此是私家斋舍，不当恩烦官司……春间在彼亦有朋友数人，欲为营葺，已定要束矣。”公私分明，这是朱熹的基本原则。

对于任职官员的馈赠，朱熹原则上接受。《朱子语类》称：“若过往官员，当随其高下，多少与之，乃是公道。岂可把为自家私恩？”当时的社会风气，官员过往拜访，都会送上一点礼物。圣贤也要从俗。

朋友间的钱财往来，要讲究道义。《朱子语类》说：“朋友若以钱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说‘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钱相惠，此则断然不可。”

陌生人的礼物，没弄明白，朱熹绝不轻易收下。有位吴姓诗人请他评诗，特地派人送来诗集和一份厚礼。朱熹向来使打听，知道吴诗人年纪很轻，家有父母在堂，但信笺中却没有他父母的问候，就客气地拒绝：“仆与吾子初未相识……至于卒然以物馈其所不当馈之人，而不称其父兄之命……所惠纸简砚墨，受之无说，不敢发封。复以授来使矣。”

朱熹谨守礼制，重视礼尚往来。《朱熹行状》说他“死丧之威，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可见他人情练达，处事周到。张栻、陆九渊去世，他都派人前往致奠。门人方耒病，朱熹写信说：“欲讨少钱奉助医药而不可得，今逐急那得五十千遣去。老兄且加意宽心将息，不必过虑。”又赠人参三两。志尚上人寄来黄精、笋干、紫菜等，朱熹则回赠安乐茶、碑刻和唐诗三册。

朱熹也常常为缺钱而烦恼。长子朱塾要去浙江金华师从吕祖谦，路程迢远，没钱请人陪同，他只好写信告诉吕祖谦，来年春天自己再带他前去：“大儿本即遣去席下，又一动亦费力，来春当自携行。”朱塾要回家一趟也不容易。有一次，朱熹借好钱，准备雇人送朱塾回家，但吕祖谦没有放行。朱熹急了，写信请吕祖谦让儿子早归，谈的还是钱：“此番破戒，差人借请糜费，公私不少。若不成行，不惟枉费，向后恐亦无人可使，转见费力。”这次如果朱塾不能回家，枉借了一回钱，以后恐怕也找不到人差遣，会更麻烦。

对于恪守礼仪的朱熹来说，最困窘的，是穷到难以回礼。吕祖谦的妻子去世，朱熹深感惭愧，说自己“贫寠之甚，不能致一奠之礼；又以地远，不得伏哭柩前”，事后才遣人送了赙礼奉问。

陈亮比较富裕，时常远寄佳果、香茶、蜀缣、吴笺来问候；朱熹生病，更是派遣特使携带厚礼探望，朱熹抱歉回信说：“私居贫约，无由遣人往问动静，而岁烦遣人存问生死。”陈亮状元及第，荣归故里，朱熹想，无论如何要派人去永康祝贺一番，但出不起雇人的费用，最后还是写信道贺。贫穷没有减少朱熹的人生义务，只是增加了难度。

“庆元党禁”期间，朱熹被打成“伪学”魁首，表面看来处变不惊，依旧讲学著述，但内心十分苍凉。最后心血编著的《礼书》，却没钱找人来帮助抄写。“亲旧凋零……不免雇人写，但资用不饶，无以奉此费耳。”他在给李季章的回信中这样说。

“贫者士之常”

我对朱熹的生平很感兴趣，多年来，曾寻访他的行迹大半，包括武夷精舍、考亭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等。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矛盾的气质：他出尘，又入世；他狷介，又温良；他骄傲，又谦逊；他渊博，又专注；他睿智，又愚钝……现实中，他是一贫如洗的落魄文人；精神上，又是富可敌国的伟大君王。

陈荣捷先生发现，朱熹文集中每每称穷，诸如“贱贫应举”“穷居奉养”“家贫累重”“迫于养亲”“贫病”“穷居”“贫病日侵”“贫悴日甚”“贫病殊迫”“贫病支离”“杜门窃食，贫病不足言”“贫家举动费力”等等，言之屡屡。“从来我国哲人，如此贫穷之甚者，能有几人？”他说。

《宋史·朱熹传》说：“（熹）家故贫，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在儒家的理论中，贫穷是一种生活常态，并不可耻。颜回箪食壶浆，不改其乐，被后人引为千古楷模。朱熹回答吕侁说：“贫者士之常，惟当益坚所守，庶不坠先训为佳耳。”

朱熹之贫，天下共知；贫而守道，天下共仰。早在乾道九年（1173），就有圣旨表彰：“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朱熹也为此自豪，说：“平生为学，只学固穷守道一事。朋友所以远来相问，亦正为此。”

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回望闽学早期历史，仿佛远古传说：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寄身茅屋，布衣蔬食，追随一位三餐不继的穷书生；师生们孜孜探求的，既不是科举考题，也不是经商秘诀，而是虚无缥缈的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