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勃兴的书院至北宋后期渐趋沉寂，至有“至崇宁末乃尽废”之说。宋室南渡后书院再兴，朱熹于此功不可没。朱熹毕生致力复兴书院，创建、复建、扩建及读书、讲学、到访书院60余所，培养生徒400余人，“四大书院”半数因其扬名。纵观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与己有关，朱熹可以说是第一人”。

朱熹有功于书院，不仅在硬件建设，更在于软件建设：其所制定的学规作为典范推广全国并延及后世，其所大倡的会讲成为书院讲学与学术争鸣的重要方式。朱熹复兴了书院，书院也成就了朱熹，他在数十年书院活动中完成了一生多数著述，理学思想不断成熟，终成集理学大成的一代宗师。

创办书院，“播理学火种”

朱熹一生著述达2000万字，“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尤其是其集大成的理学体系，不仅深刻影响中国数百年，亦延及海外。朱子理学萌芽于其少时就读的南溪、星溪、环溪、屏山、云根、湛庐诸书院，而其体系化则主要发生于其所创建、修复的书院，尤其是亲手创办的闽北4座书院。

乾道六年（1170年），40岁的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后山天湖之阳（今属福建南平）母亲墓侧建寒泉精舍，守墓的同时治学讲学，蔡元定等20余人从学。此间，朱熹钩沉早期理学家行实，编撰《伊洛渊源录》，建构起以周敦颐为源头、二程为中心、张载为补充的早期理学谱系；与吕祖谦合作，分主题汇集早期理学家语录，编成《近思录》；还撰成《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文。

寒泉精舍建起当年，朱熹路过附近云谷山，见其“峰峦特秀”，遂委托蔡元定在此搭建草堂。淳熙二年（1175年），晦庵草堂建成，蔡元定、刘爚等曾学于此。其间，朱熹与弟子登云谷山，遇雨淋湿，心生感怀，想起张载名篇《西铭》名句“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遂各自解读，后朱熹撰成《西铭解》。当时蔡元定还在附近建西山精舍，与晦庵草堂呼应，悬灯为号、次日切磋。草堂元季倾圮，明代曾重建为云谷书院。

淳熙十年（1183年），因弹劾唐仲友受挫而归居武夷的朱熹，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建起武夷精舍，也就是今天的朱熹园。韩元吉《武夷精舍记》称“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一时学者云集，最多时有蔡元定、黄幹等百数十人。朱熹在武夷精舍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并于绍熙元年（1190年）刊布，这是朱子理学集大成之作，也是以理学解读儒家元典的里程碑之作，元代以后成为科举考试指定教材。

绍熙三年（1192年），迁居建阳童游的朱熹在考亭建竹林精舍，聚徒讲学。两年后，扩建改名沧洲精舍。曾先后从学于寒泉、晦庵、武夷的蔡元定、黄幹等人又聚学于此，形成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此间，朱熹完成《孟子要略》《韩文考异》《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撰著。淳祐四年（1244年），宋理宗御书赐额“考亭书院”。

有学者认为，朱熹在其亲手创办的4座书院“从事教学前后达数十年，时间最长，著述最丰富，及门弟子最多”。此外，朱熹还在各地任上复建、扩建多所书院，如淳熙六年（1179年）在知南康军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绍熙五年（1194年）在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重修扩建岳麓书院，同年在原址重建湘西精舍。

制定学规，“尽为学之方”

朱熹复兴书院文化之功，不仅在于创办、修复等硬件建设，还在于理念、制度等软件建设，其所制定的学规、教谕等不仅成为南宋书院之典范，而且成为接下来几个朝代发展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复建并执教白鹿洞书院期间，朱熹忧于以往“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的学风，“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揭示》提出，教学之旨在于实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教之目”，并进一步提出“为学之序”在于“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在于“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在于“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揭示》以其宏旨微蕴引发广泛关注，朱熹弟子刘爚任国子司业时上奏朝廷，“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太学”。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视察太学，亲书《揭示》赐诸生，令天下学校、书院遵行。淳祐六年（1246年）又诏颁《揭示》于各州府县立石，《揭示》遂成全国性学规、教规。朱熹部分弟子及当时不少学者以《揭示》为范本，兴教办学时直接效法或参考借鉴。朱熹晚年重修并讲学于岳麓书院时，也曾将《揭示》应用于岳麓书院的教学与管理，名为《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有了正式学规，对书院的规范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岳麓书院后跻身古代“四大书院”。《揭示》亦影响元、明、清几朝乃至海外，成为数百年间书院学规范本与教育办学纲领。王阳明对《揭示》评价极高，认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除白鹿洞书院学规外，朱熹后来创建主持沧洲精舍（考亭书院）时还作《沧洲精舍谕学者》《又谕学者》诸文，强调“立志”的重要性，所谓“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认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朱熹主张，以二三年为期，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诗》《书》《礼记》及二程、张载诸位学者之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如此便能有切实的入手之处。

大兴会讲，“道明而德进”

南宋理学发展至集大成阶段，高度思辨化的理论迫切要求各种争鸣辩论，“会讲”于是兴起。当时较早、较知名的几场会讲如“朱张会讲”等皆与朱熹有关，大都发生于朱熹修建或讲学的书院之中。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应岳麓书院主教张栻之邀，从福建崇安远赴湖南潭州（今长沙）。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朱张二人围绕“太极”“仁”“中和”等重要哲学概念以及“已发”与“未发”、“察识”与“涵养”、“心”与“性”“情”等重要哲学问题展开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朱张会讲”不仅聚集起书院师生，而且吸引了各地学子，盛况空前，“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长沙至今还有“饮马塘”“朱张渡”等地名。

“朱张会讲”促进了朱熹与张栻两位理学大家思想的成熟。张栻《诗送元晦尊兄》云“遗经得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全无牛”，言二人的讨论已到庖丁解牛、超然无物之境。朱熹答诗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言其对太极等的理解又深一层。“朱张会讲”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噪，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所言，“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后朱熹任荆湖南路安抚使时又重修扩建岳麓书院，“规模宏阔，教条详明，一时湖南道化之盛，至比邹鲁”，岳麓书院后跻身古代“四大书院”。

除“朱张会讲”，朱熹还与陆九渊等人在江西有过“鹅湖之会”。早在寒泉精舍时期，朱熹就曾与吕祖谦相会于建阳并合编《近思录》，二人的“寒泉之会”被视为“鹅湖之会的前奏”。淳熙二年（1175年），由吕祖谦邀集，朱熹、吕祖谦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相会于江西信州鹅湖寺（今属江西上饶），史称“鹅湖之会”，就为学之方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后不欢而散。后人在“鹅湖之会”处建鹅湖书院，成为重要地标。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邀前往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也是一次重要会讲。朱陆讨论了“义利之辨”等问题，陆九渊留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朱熹刻石立于书院并亲自作跋。

朱熹《论语集注》言，“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朱熹在各地书院主持、参与会讲，大大繁荣了南宋书院文化，推动了学术争鸣论辩，理学也在一次次会讲中成熟完善，终至集大成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