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书院是古代建阳的一所层级不高，但却声名显赫的书院。所谓层级不高，是说若以清代官办书院有所谓省级、府级、县级之别，则同文书院连县级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所无级别的乡村民办书院而已。这样一所书院，之所以能声名鹊起，一是因为书院地处福建建阳崇化书坊，从宋代开始，此地就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二是因为从明代开始，当地有一种说法，认为此书院是南宋大儒、著名理学家朱熹所创建的。

此说最早见于明正德间戴铣所撰《朱子实纪》：“同文书院，在建阳县崇化里书坊。宋乾道间朱熹建，以贮书籍，后遭兵燹。”此说后又被嘉靖《建阳县志》转载，在当地流传甚广。然而，考察朱熹本人的著作，以及元明时期当地其他理学家的著作，又有与此大为不同的说法，从而使朱熹与同文书院的关系，蒙上了层层迷思。

朱熹为何不提同文书院？

众所周知，朱熹平生创建了四所书院。其中除了武夷精舍在武夷山之外，其余三所，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和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考亭书院）均在建阳。这四所书院的史料，打开朱熹主要著作，如《晦庵集》《朱子语类》，可谓触目即是；唯此“同文书院”，在朱子所有的著述中，均只字未提，既不见于师友门人的书信往来，也不见其讲学问答之中，如果真是朱熹所建，何至于此？

实际上，通过考察朱熹的著作可知，同文书院是一所与朱熹既无关又有关的书院。所谓无关，是说此书院并非朱熹所建，也非其命名；说有关，是因为朱熹当年曾在书院原址上设坊刻书。乾道年间，由于奉祠家居，仅领半俸，朱熹的生活陷于“艰窘不可言，百事节省，尚无以给旦暮”（《晦庵集》卷110《林择之》）的困境之中。为摆脱此窘境，保证其学术研究能够顺利进行，他在讲学和著述之余，在建阳崇化刻书作坊林立之处也开设了一间“书库”，从事图书印卖的商业活动，试图以此维持生计。

这在朱熹的文集中也屡有反映。如他在《答学古》信中说：“恳有纸万张，欲印经、子及《近思》《小学》《二仪》。然比板样，为经子则不足，为四书则有余。意欲先取印经子分数，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余少半者印它书，似亦差便。……库中墨刻亦各烦支钱买纸，打十数本。内《献寿仪》及《永城学记》多得数本不妨，《献寿仪》要者更多也。恐印不办，即续发来不妨。……临行时，令库中刻一书目，如已了，幸寄来也。”（《晦庵集·别集》卷5《答学古》）信中对纸张的使用、刻印的数量、工钱的借支等均有详细的指示。同时，信中还两次提到“库中”，表明朱熹拥有专门的刻书工场，即“书库”，就在建阳崇化书坊。

在明万历建阳书坊黄次白集义堂刊《新刻便蒙对联图像七宝故事》中，有一则《朱子著书》的短文，文中提到朱熹“至福建建阳，观见山明水秀，乃曰佳地也，于是命工锓梓，刊板印书，颁行天下”。这是古典文献尤其是在建本图书中，明确提到朱熹在建阳刻书的罕见史料。

从晚宋开始，朱熹被统治者捧入至高无上的先圣先哲之列。其刻书之举，当政出于为尊者讳之意，多缄口不谈。戴铣《朱子实纪》将朱熹当年从事刻书的“书库”遗址称为“同文书院”，受其影响，嘉靖以后的明清诸多县志中，多沿用此说。而在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民间非主流媒体——书坊黄次白刻本中，对此成说发起了挑战，朱熹在“山明水秀”的“佳地”建阳“刊板印书”的说法，终于在朱熹当年刻书的地方浮出水面。

那么，应如何看待朱子刻书之举？其时，朱子在寒泉、云谷和武夷等书院讲学和著述，受条件限制，藏书刻书的功能并不健全。为弥补此缺憾，朱子在距这几所书院不远的书坊刻书藏书，以故，此举可视为对朱子其时所创几所书院由于规模偏小，为弥补刻书藏书功能的不足所作的一种向外拓展和延伸。

熊禾为何说书院为张光祖所建？

与戴铣《朱子实纪》等说法不同，元代建阳理学名家熊禾认为，同文书院为退休官员张光祖所建。他在《闲乐堂记》中说：“古襄张侯绍先，雅爱东阳山水，卜居崇川者十有余载。岁在辛丑，佐郡温陵，越一年得告归里……于居之西偏，辟室逾百楹，命曰同文书院，延置四方贤士大夫。”

熊禾认为，张氏乃“中州之杰”，为何对此邦情有独钟？因为“东阳为朱子阙里”，“洙泗伊洛之道在是也”（元熊禾《勿轩集》卷3）。因此，张光祖之卜居崇川，实为校书、刻书，以传播朱子之道。熊禾之外，元代另一位理学家陈普在所撰《言行龟鉴序》中，也提到此书系张光祖在同文书院所刻，且“取朱文公《言行录》及前人采拾所谓《典型录》《厚德录》《自警编》《善善录》所载近世言行”编纂而成，但对朱文公与此书院的关系仍只字未提。

东阳崇川，是建阳崇化的别称。熊禾是建阳人，陈普是宁德人。二人均为朱熹考亭学派的传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距朱熹的时代不远，如果同文书院最早为朱熹所创，文中对此当不至于只字不提，进而将此书院的“命名权”奉送给张光祖。因此，同文书院实乃元大德五年（1301年）张光祖在朱熹“书库”旧址上重建而命名。

同文书院既为元张光祖所建，则朱熹当年所建的“书院”应是一刻书作坊，即上文提到的“书库”。后人或以为朱子以“圣人”之尊，竟从事刻书这种与其身份不甚相符的事，出于为尊者讳之意，或含糊其词，或有意为之，将张光祖在朱熹“书库”原址上所建书院，称为朱熹所建，用途是“以贮书籍”。

张光祖，字绍先，襄国（今河北邢台）人，元大德间为泉州路推官。张光祖卜居建阳崇化书林长达十几年，在此刊刻了不少典籍。

同文书院何以能三大功能毕具？

讲学、藏书刻书和祭祀，是古代书院的三大基本功能。如以此来评判同文书院，似乎有所欠缺。但下延到明末清初，此三大功能在同文书院已悄然毕具，其原因何在？

作为地处古代三大刻书中心唯一的一所书院，从元代开始，刻书藏书就是同文书院的强项。其后，这一功能还得到了延续。元末明初，张光祖的后人在同文书院还刻印了《三苏先生文集》七十卷，嘉靖间刊刻了梁萧统撰《文选增定》，万历间还刻印了明袁达撰《佩兰文集》三卷。

明万历间，著名学者晋江何乔远来到建阳，参拜了考亭和同文两所书院，体验到了书院经久不变的尊孔与四配的传统。他在《同文书院疏》中开篇即言：“同文书院在书坊中，祀大成之文宣，旁列圣门之四配。仰惟国家崇祀之典，皆有郡县一定之方。上则辟雍，极其尊严，近则曲阜，致其亲切，未有别庙置在下乡。维是建阳辄有两所，一则子朱子之朝夕瞻奉，设在考亭；一则子朱子之游寓，藏修作于兹地。……书之同文，盖莫盛矣。”（何乔远《镜山全集》卷28）由此可知，同文书院作为朱子游寓藏修之地，祭祀朱子之外，还有文庙大成殿，以孔子和四配为祭祀对象。以古代社会的通例，设置文庙，是一县一设，且多在县城，而在地处乡镇的同文书院中，居然出现了文庙，何氏为此惊叹不已！

万历十四年（1586年），陈省游建阳书林，因谒孔圣庙。见其栋宇荒凉，惕然弗安，有倡众鼎新之意，而为之诗曰：“书林能有庙，门自晦庵驾。良谓斯文源，切特为优假。”

陈省（1529—1612年），字孔震，初号约斋，更号幼溪，福建长乐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授浙江金华府推官，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万历十一年（1583年），因与张居正牵连罢官，在武夷山接笋峰下筑室隐居。在建阳书坊，除重修孔庙之外，他还重修了同文书院。陈省在此诗中也提出，孔圣之庙“遍天下”，但“亦惟郡邑然”，岂能在书林这样的乡闾建庙？接着，他自问自答说，因为此地乃晦庵朱夫子的圣迹之所在，为“斯文”之“源”，故可作为一特例“优假”对待。

明末清初，为了消弭各地的反抗，清初统治者对书院采取的是抑制的政策。顺治九年（1652年）发布《不许别创书院诏》，“令诸生将所习经书义理，讲求实践。不许别创书院及号召游食之徒，空谈废业”（清乾隆敕撰《皇朝通志》卷74）。其目的在于抑制晚明以来书院讲学和议政之风漫延，以防止影响和动摇新建王朝的统治。

在此政策的影响下，清初顺治到康熙初年约30年间，福建新建的书院不过是建瓯右文书院、龙岩龙宫书院、漳浦怀德书院等寥寥数所；重修的书院则仅有建阳同文书院一所，重修于顺治五年（1648年）。可见，这是一所历经明末清初战火重新崛起的书院，故在清初的福建书院中，有其特殊的意义。

清顺治五年（1648年），晚明工部尚书南昌熊明遇与其子熊人霖避地入闽，在建阳崇泰里熊屯和建阳书林寓居五载。熊氏父子先后在书林应当地士人之请，任同文书院的主讲。熊人霖有文字记曰：“及先宫保偕余侨寓厥里。公又率里之父老延先宫保讲大义于书院，而书院之右即公所筑高山堂也。馆余而设皋比，朝夕训率其里之子弟焉。”（熊人霖《鹤台先生熊山文选》卷13《书林荐举余犹龙墓志铭》，清初建阳刊本）文中的“公”，指书林刻书家余犹龙，“先宫保”系其父熊明遇，因曾任明工部尚书，故有此称。

熊人霖曾撰《重修书林同文书院记》。据记文，此书院的重修者即书坊刻书家余犹龙，系晚明著名刻书家余泗泉季子。参与重修者有余应虬、郑以初、熊飞、熊志学、熊九岳、熊九勅、余昌年、余元熹、余元焘、郑祖玄和熊师文等，均为建阳书林一批知名的刻书家及其后裔。由此可知，同文书院在清初是“朝夕训率其里之子弟”的教学场所。其教学内容，正如熊人霖所言，则是以民族“大义”为核心的朱子理学。

至此，同文书院的讲学、祭祀和藏书刻书三大功能毕具，完成了从单一的书坊刻书到功能齐全的书院教学，集讲学、祭祀和藏书刻书为一体。而其内在的发展动力，拨开史上的层层迷思，我们终于得知：这是朱子理学的传承、书院文化的发展和宋元明三朝刻书中心等文化现象的有机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

（作者为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