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5年到2002年，在长达17年半的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践，他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调查研究实践的方法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灵活运用了多种调查研究方法，主要如下：

问卷调研法。问卷调研法是社会调查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由调查者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向被选取的调查对象了解情况或征询意见。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时间敏锐地抓住这一重大时机，在当年5月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提出研究福州市长远发展规划的任务。为此，他亲自担任总指导，组建了制定发展规划的班子。课题组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专门在《福州晚报》刊发了一个调查问卷，询问市民对福州20年发展的设想。结果有几十万市民参与了这个活动，被称为“万人问卷”。后面又经过“千人调研”“百人论证”“十易其稿”，终于编制完成《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简称“3820”战略工程）。

文献调研法。文献调研法即围绕特定的调研主题与问题，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到调研目的。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特别重视地方志的价值。他到厦门担任副市长，就找有关同志要来《厦门志》进行阅读。在宁德，他就找来《福宁府志》进行研究，每到一个县还会调阅当地的县志。借助地方志，习近平对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地方特色，达到深度的了解，这更有利于他从实际出发谋划一地的发展。

群众访谈法。群众访谈法是社会调查中最古老、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调查员通过与调查对象进行交谈，收集口头资料的一种调查方法。习近平对群众充满感情，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尽可能地深入基层，走进群众，与群众进行亲切交流，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也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在与群众交流时，习近平总是能迅速与群众打成一片，这一方面得力于他熟悉群众语言，说话接地气；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平易近人的领导风格。

座谈调研法。座谈调研法是由调查者与受调查者就某些问题一起座谈，展开讨论，以获得必要信息的资料收集方法。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座谈调研法也很重视。在作出一项举措之前，他经常会找干部谈，找专家谈，找老同志谈，听取各方面意见，还经常跑下去开座谈会调研，倾听“八面来风”。

比较调研法。比较调研法是指将两种以上的事物和现象或一种事物和现象的几个方面、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以认识事物和现象的特点、本质的科学方法。在宁德，上任之初，习近平与领导班子成员开了见面会之后，就展开了扎实的调查研究。习近平的调研不仅牵涉到宁德的各地区各部门，还到相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学习取经。在福州，为了发展水产业，习近平不仅了解了福州本地的情况，还亲赴印度尼西亚考察。通过比较，习近平作出了与印尼开展合作捕捞的正确决策，达到优势互补的良好效果。

间接调研法。间接调研法是指调研者不直接与被调研者面对面接触，而是通过某种中介向被调研者进行调研的调查方法。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习近平很重视借助记者和专家的力量来进行调研，充分发挥了间接调研法的价值。习近平还推动组建省政府智囊机构，省政府经济社会发展顾问团、“数字福建”顾问团、国际顾问团、法律顾问团相继成立，这些顾问团的专家为福建发展出谋划策，起到良好作用。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调查研究实践的主要特点

调研对象：广泛性与典型性结合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调研实践，充分体现了广泛性与典型性结合的特点。广泛性就是调研时选取的样本足够大，这样有助于完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情况，避免以偏概全。在宁德，习近平甫一上任，就深入基层调研，短短一个多月就走遍宁德下辖的9个县市。在福州，到任福州市委书记第二天，习近平就开始下基层调研，前后持续半年多时间，走遍福州市八县五区，每个县至少跑五六个乡镇，每个区也都走了两三个街道，有的县跑了十多次。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和省里工作时，习近平也都尽力多跑一些地方。这样全面的调研为习近平科学谋划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典型性就是注重选取代表性案例，在点上“解剖麻雀”，以小见大，从个体情况中找到一般规律、找到可普遍推广的经验。泉州市的晋江曾经是一个靠政府财政补贴过日子的贫穷农业县，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的县。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关注这个典型案例，曾6年7次深入晋江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总结出“晋江经验”。“晋江经验”既是对晋江和泉州发展经验的深入总结，也是对民营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对福建乃至对整个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调研目标：现实性与长远性结合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调研实践，首先高度关注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从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改造，到实施“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从治理餐桌污染到关心市民的米袋子、菜篮子；从推动木兰溪治理到多次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作出重要批示，都体现了习近平对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的关切。

同时，习近平的调查研究也十分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问题。在担任厦门副市长期间，习近平主持编写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福州，习近平主持制定了“3820”战略工程，这一战略设想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在“3820”战略工程提出来后，有不少干部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要想20年那么远。对此，习近平在《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序言中说：“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事业，在其发展进程中，许多重大问题要从长计议、慎于决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中产生严重的失误，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

调研频率：经常性与随机性结合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调研实践，还表现为经常性和随机性相结合的特征。经常性，就是习近平会有意识、常态化地进行调研，真正把调查研究当作谋划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当作科学决策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了将调查研究常态化，习近平的一个创举就是将有关调查研究活动制度化。在宁德，他开创倡导了四下基层的制度，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在福州，习近平设立了科技季谈会和老同志季谈会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为调查研究的经常性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除了经常性、提前规划的调研外，习近平还会随机利用某些工作、生活中的场合进行调研。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习近平经常抽时间去福州郊外的鼓山进行登山活动。登山一方面可以强身健体，另一方面习近平获得了更多与老百姓零距离接触的机会，可以了解群众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通过这样一些“自选动作”，习近平就更加广泛地熟悉了社会各方面情况。

调研成果：科学性与实效性结合

习近平所主持完成的调研成果，表现出科学性与实效性结合的重要特点。调研成果的科学性，一方面来自于扎实、详尽的调研，另一方面来自善于听取干部群众各方面的意见，在重大调研成果上，还善于汲取专家学者的智慧。

习近平主持完成的调研成果以事实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同时充分考虑可操作性，所以这些调研成果的实效性都很强，有力推动了实际工作的开展。如“3820”战略工程，自实施以来，福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整整过去20年，“3820”战略工程设定的战略目标全部顺利实现，确立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战略布局也基本形成。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调查研究实践的现实启示

坚持人民至上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调查研究实践，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贯穿于其中的是炽热的人民情怀，这启示我们做调查研究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坚持人民至上，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一路走来，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根本上就是因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今天做调查研究，也不能背离这一宗旨，要切实使调研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要倾听人民呼声，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主动下基层，了解民间疾苦，尤其要把调研的重心向困难地区、困难群众倾斜。

坚持人民至上，还要坚持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做调查研究，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习近平在福建推动林权改革时，就充分注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他强调：“历次改革大多数是群众创造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搞改革是搞不成的，安徽省小岗村改革是这样，这次林改也是来自武平县农民的首创。这么浩大的改革，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

坚持实事求是

习近平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重视调查研究。相反，调查研究也要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绝不能搞华而不实、花架子似的调研。

坚持实事求是，要“察实情”。在进行调查研究时，不能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要深入实际生活。坚决避免“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还要“出实招”。在了解实情的基础上，要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的党员干部在推动工作时，切忌头脑发热，要始终把工作谋划深深扎根于实际的沃土，真正让我们的工作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增光添彩，为促进人民福祉作出贡献。   

坚持辩证思维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调查研究实践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这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做好调查研究，要把辩证思维作为方法指引。

坚持辩证思维，要把握好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时，要把当前与长远结合起来，把局部与总体结合起来，增强调查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坚持辩证思维，还要把握好矛盾运动的原理。唯物辩证法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时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邱然，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副教授；易飞，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时期调研方法研究 ”部分成果，编号：22ADJ003）

来源：《海峡通讯》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