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出现了在寺观中祭祀帝后像的宫廷文化，宋代进一步将其制度化，成立了包括应天启运宫在内的一批专门机构收藏并供奉帝后像。福州应天启运宫在两宋之交中国政治版图巨变的背景下产生，其历史使命亦随着宋金长期和平与南宋重建原庙而结束。

启运宫的由来

启运宫之名取开启世运之意，起初是专为祭祀宋太祖赵匡胤而设立的。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诏令于陪都西京（今河南洛阳）宋太祖诞生地兴建禅院，同时在院内建造影殿兴先殿以迎奉神御。

“影殿”是专门供奉帝后遗像的场所；“迎奉”即恭迎并祭祀；“神御”指帝后遗画像或塑像，这里专指宋太祖像。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以“应天”二字命名禅院，既把宋朝的建立粉饰为“顺应天命”，又指代宋太祖龙潜之地、北宋陪都之一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这一命名完全符合该禅院当时的功能定位。

天禧元年（1017年）五月，宋真宗命宰相向敏中等官员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宋太祖神御迎入应天禅院奉安，标志着兴先殿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天禧四年（1020年），宋真宗下令将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宋太祖、宋太宗御容（指帝后像）集中供奉于应天禅院西院，该院职能遂转为供奉所有宋帝神御。

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院内又陆续奉安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位宋帝御容，形成了继明殿在前、会贞殿在后的神御殿格局。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正式将应天禅院神御供奉机构定名为“应天启运宫”，赐立匾额，该机构的宗教类别从此由佛教改为道教。

神御一路南迁

如果宋徽宗能继续维持国内安定、抵御外来入侵，他的神御也许会顺理成章地在他故去后被供奉在启运宫内。

然而好景不长，政和四年（1114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起兵攻辽，次年建立金朝；宣和七年（1125年），金太宗灭辽之后转而下诏攻宋，剑指中原。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朝兵分两路南侵，企图一举灭宋。十一月，西路金军逼近洛阳，西京留守王襄弃城逃跑，洛阳城不战而降。由于金军旋即进军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启运宫神御逃过一劫。

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金军分三路进攻南宋，战火再次烧到洛阳。为避免帝后像毁于战火或成为金军的战利品，西京留守孙昭远命令部将王仔率领禁军25人护送启运宫神御，抄小路向当时的南宋行都扬州府转移。然而宋高宗和南宋政权是金朝的首要打击目标，启运宫神御无法避免继续迁徙的命运。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金将完颜宗翰出奇兵突袭扬州，启运宫神御被迫迁往杭州避难。同年七月，金将完颜宗弼率金军主力突破宋军长江防线，直取宋廷所在地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被迫继续南逃，十月至越州（今浙江绍兴），十一月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十二月乘船逃到海上避敌。次年（1130年）二月，宋高宗所乘御舟驻泊温州，启运宫神御亦一路南迁至此。与此同时，金军攻占明州后也乘船入海，继续追击宋高宗。

在敌军穷追不舍的严峻形势下，宋高宗命令干办官李启从温州转移启运宫神御，准备临时安奉于福州怀安开元寺，这一决策虽然是无奈之举，却具有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

落地福州原因

福州是温州以南的第一座沿海大城市，东临东海、北倚戴云山脉，拥有天然的山海屏障，不利于以骑兵为主的金军展开攻势。

此外，福州地处闽东水陆交通交汇之处，河网密布、江海相连，即便金军突袭而来，启运宫神御仍能在敌军攻城前迅速利用水路转移——向西可溯闽江而上到达闽西北，向东则可取道台湾海峡迁往闽南、广东等地。

作为两宋时期福建路的治所，福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虽不及西京洛阳，但人口众多，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发达，文化宗教亦十分繁荣。担任过福州知州的北宋前期名臣谢泌（950—1012年）曾作《福州即景》诗云：“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整个福州地区的寺庙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625座，自南宋绍兴年间至淳熙九年之间（1131—1182年）仍存1523座，不过绝大部分位于城外，防卫薄弱，易遭劫掠。

怀安开元寺位于福州城东端的灵山以西、芝山以南一带，始建于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年），初名灵山寺，后陆续改称大云寺、龙兴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更名为开元寺。唐武宗会昌（841—846年）灭佛时期裁汰全国寺庙，各州仅允许保留一寺，怀安开元寺由于收藏了唐明皇像而被保存下来。五代时期，怀安开元寺是福建地区最大的寺庙，907年举行号称二十万人参加的无遮大会，928年开戒坛剃度两万名僧人，建筑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据南宋梁克家所修《三山志》载，福州子城东南护城河流经定安门、仁爱桥和开元寺，继续向北延伸至将军山之南。另据明人王应山《闽都记》中宋代福州城地图所示，开元寺东、南两面均有内河流经，启运宫位于开元寺址西侧，南面紧邻内河。古时福州城主要内河皆通航，从温州海路运来的启运宫神御可在闽江口改用内河航船转运，再溯闽江而上，于内河码头靠岸后运送至开元寺中奉安。

由此可见，寺址在城内有城池和驻军保护；当地宗教活动兴盛，历史上曾经供奉过皇帝肖像；建筑规模宏大，有充足的空间迎奉神御；水运交通便利，是启运宫神御落地怀安开元寺的重要原因。

启运宫之落幕

据《三山志》载，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启运宫历时二年余的南迁行程终于告一段落，“七殿神御、四殿御容”被迎入福州怀安开元寺大殿供奉，同时设置一名干办官主管奉迎事务。

所谓“七殿神御”，指靖康之变以前就奉安于启运宫的七位北宋皇帝像。在启运宫迁至福州以前的史料中未见记载的“四殿御容”，应该是指宋僖祖、宋顺祖、宋翼祖、宋宣祖的画像或塑像，这四人分别是宋太祖之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他们的皇帝身份均为宋太祖在建立宋朝（960年）之后下诏追认的。

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宋高宗将福州应天启运宫命名为“启运宫奉迎所”，监理官员也改称“奉迎所干办官”。次年（1134年）诏令由一名内侍省差官担任启运宫主管，又委任福州守臣掌管该机构事务，因此启运宫主管官员实为二人。

绍兴九年（1139年），对宋金和议前景十分乐观的宋高宗准备将启运宫神御迁往湖州，然而这年六月金朝主战派大臣上台，金军于次年再度大举南侵，启运宫的迁移计划也随之长期搁置。

应天启运宫南迁以前，亲事官（办理具体事务的官员）、黄院子（杂役）和卫兵等人员合计335人，建筑规模达991区。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宋高宗诏定福州应天启运宫奉迎所员额为亲事官30人、黄院子20人、卫兵30人，共计80人。人员的大幅削减表明宋高宗有意精简该机构，且从侧面反映出划拨启运宫奉迎所使用的建筑规模较西京时期要小得多。

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受禅登基后与金朝先战后和，通过“隆兴和议”开启了宋金双方长达42年的和平时期，暂时降低了启运宫神御回迁行都面临的战争风险。宋孝宗执政前期进一步精简启运宫管理人员，隆兴、乾道年间（1163—1173年）和淳熙三年（1176年）、四年（1177年）只设一名主管官员，为最终裁撤该机构埋下了伏笔。

由于《三山志》中并无启运宫迁出福州的记录，故神御的迁移应不早于该书的修成时间，即淳熙九年（1182年）。启运宫神御北迁的时间下限为淳熙十六年（1189年）初夏，《宋会要辑稿》载该年五月五日，会圣宫和启运宫神御已在临安府万寿观临时奉安。万寿观原址位于北宋东京汴梁景龙门西北，绍兴十七年（1147年）在临安府重建。

至于将启运宫神御迁至万寿观的原因，或为宋孝宗欲恢复北宋时期都城的原庙建制，故将外地祖宗神御集中于行都宫观供奉，同时达到撤并、精简皇室宗庙的目的。至此，应天启运宫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系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