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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延安对话”的美国人毕森
2022-05-09 09:36:22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袁剑

托马斯·亚瑟·毕森(19001979年)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他出生于美国新泽西的一个小职员家庭,早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攻读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期间,开始关注中国议题。1924年至1928年间毕森来华工作,曾在燕京大学任教。从1929年起,回国受聘担任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远东事务研究专员。1937年,因一次工作的机会,让一直惦记重返中国的他再次来华,就在这一年6月,他访问了延安。后回到美国,在“战时经济委员会”任职,1943年起进入太平洋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处工作,1945年至1947年,他去日本参与战后改造工作。1948年至195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任教,后被奉行麦卡锡主义的当局迫害,从而失去教职。1969年起应邀前往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创立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学科,直至1979年去世。

延安之行结束后,毕森将他的所见所闻记述成文,但限于当时美国的政治环境,一直没有出版机构愿意接手,直到中美两国关系逐步转暖,1973年方才得以首次在美国出版。2021年,这部回忆录的中译本《1937,延安对话》面世,终于让中国国内得以详细了解这位始终深切同情中国革命、即便遭受迫害依旧不改初心的美国友人。

全面抗战前夕的延安之旅

1937年,毕森有幸获得了一笔经费,得以前往日本和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当年3月,他来到北平,有幸结识了当时在燕京大学校园里埋头撰写《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了解到关于延安的一些信息。后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找到毕森,建议一起去延安看一看。之后,一起出发的队伍中加入了《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浦·贾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贾菲。6月初,他们一行离开北平,先抵达了西安,在那里结识了出生在中国西北的瑞典裔小伙子埃飞·希尔,他答应毕森四人用自己的车载他们去延安。

21日,在抵达延安的当晚,毕森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氛围:“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甚至是欢乐的气氛,充溢着整个夜晚。这种气氛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难以言传的,而只能去体验。它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并从此伴随着我们,日益增长。”从21日抵达,到24日离开,毕森在延安整整待了4天。72日,他们一行回到北平。5天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打响。回忆起这段时光,毕森深感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个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机会,得以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几天之前,来探访这个充满故事与希望的地方。

记录窑洞里的共产党伟人

622日和23日,毕森一行先后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专访,内容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相关议题,得以从一个侧面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这些领导人的风采。他们的艰苦朴素与坚定信仰,给毕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抗战的事业充满信心,认为只要依靠和发动当时的4亿中国人,就一定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两党再次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也不能自外于整个世界,它同样是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这些领导人正处于壮年,他们精力充沛,面对提问毫不回避,十分坦率,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毕森注意到,“毛泽东那年43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得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朱德“年轻时曾在欧洲留学数年,主要是在德国居住。但他好像丝毫没受到欧风的熏染。我们为他所拍摄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他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

那短短几天里,毕森记录了窑洞内外所做的访谈内容,这些谈话平实又充满真诚,让他这位初到此地的美国年轻人大受鼓舞。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了这些论断的前瞻性与敏锐性,也让毕森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抗战和革命事业的理解与同情。

感受抗战的精神力量

延安虽然身处中国的大西北,但在毕森的眼里,它已经成为理解中国抗战与革命的一座闪耀的中心,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特殊意义。

在延安,细心的毕森注意到当时军民间的平等与团结。他发现领导人的上衣口袋中,除了别着一根钢笔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司令员和普通士兵之间几乎毫无差别。而在大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领导们和其他人一样,随意就坐,没有特殊的位子,他们在街头巷尾走动时,也看不到前呼后拥的卫兵对他们戒备森严的保护。

在毕森看来,延安虽然在物质条件上非常简陋,但却比他之前去过的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充满希望。“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正是这种精神,引领着中国抗战走向最终的胜利。

被这种精神感召的毕森,此后一直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他不但写出了《日本侵华》一书,迅速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还在之后数年间不断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的政策被军方和帝国主义势力所左右,尤其对战后的日本处理不当,导致亚洲人民的权益严重受损。因为延安之行,毕森还成了情报部门的监控对象,甚至因“亲共行为”被参议院指责问询,失去在美国各界的任职机会。但是,他一直秉持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念,仍然继续撰写关于东亚问题的文章,这些当时或见之于世或藏之名山的文稿,今天看来,依然充满了真知灼见。虽然毕森本人久已故去,但我们能从他的记述中,看到他对中国光明未来的热切期望,他心中的期望,后来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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