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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怎样讲“四书”
2021-11-01 10:56:38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李文文

唐代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地位。四书并重始于北宋,而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在宋代理学家心中,四书亦是经学,与其他诸经相比,四书的地位更为重要。《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是朱熹一生用力最勤的著作。钱穆先生称四书学乃朱熹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可见在朱熹的学术体系中,四书学所占分量之重。

四书是一个整体

朱熹将四书视作一个整体,其间的联系甚是紧密。依朱熹言,人之所以为人、人不能不学的道理,以及正确的学习次序,都可以在四书中找到答案。他多次强调读四书的次序,先看《大学》,次《论语》《孟子》,次《中庸》。如果在四书上真正下功夫,涵泳于字字句句,再联系自身看透彻,将一生受用不尽。

对于四书各自的特点及其整体联系,朱熹阐述精妙。在《朱子读书法》中,朱熹谈道:《大学》,是先圣先贤流布万世、施行教化的至高经典,它面向全体天下后世人而讲;《论语》《孟子》,为一时、一事而阐发道理,记录着随机变化、具体讨论问题的观点;至于《中庸》,是儒家传授的至高思想,后世学人恐不能轻易领悟。朱熹认为,《大学》贵在提挈纲领,如果没有对于《大学》纲领的总体把握,将很难理解《论语》《孟子》的精微要妙;如果不学习《论语》《孟子》,做不到融会贯通,将无法理解《中庸》的归旨意趣;如果达不到《中庸》高度,又如何能立定天人之际的大本大经,进而参论天下大事呢。

所以,要从整个上认识四书、理解四书、领悟四书。通过《大学》,提挈纲领地学习垂世立教之大典;通过融会贯通《论语》《孟子》,理解应机接物之精微;接下来,体悟《中庸》的高度,立定根本,筹谋大业。因此,依朱熹言,读四书,不能泛泛而看,须“循环不住温习,令其烂熟”。

论《大学》

《大学》因何而作?朱熹《大学章句》序言谈到,《大学》一书,正是古代大学的教人之法。在古代,大学之教盛行,教学的节目次第甚为详细,为人君者能躬行君子,所教之事多在民生日用纲常伦理之内,于是世人皆学。古昔盛时,治隆于上,俗美于下。

时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周道衰颓,教化、风俗皆颓败。孔子取诸先王之法,以诵以传,诏明后民。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朱熹认为唯曾子之传得其宗,再至孟子。孟子没后,书虽存,知其意者不多。这里讲到的“曾子之传”,正是《礼记》本《大学》,又称《大学》古本。自孟子后,出现了很长时间的空档期,直至北宋二程接孟子之传,尊信《大学》。

关于《大学》的章次,二程认为有错简处,重新编定了次序。从二程那里,朱熹不仅继承到发明《大学》的旨趣,同时也关注《大学》的编次。他重新调整了次序,分别章节,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称为《大学章句》。与《大学》古本相比,朱熹本《大学》区分了经、传;调整了部分顺序;增补了传文,以使其书看起来“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

在四书中,朱熹认为要首读《大学》。因为《大学》一书,说古人为学大方;《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做人做学问,皆贵在先掌握纲领,纲举目张。朱熹多次阐明《大学》就是纲领、纲目所在。这个纲领正是《大学》所言三纲八目。“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三纲八目”中,朱熹又尤其在意“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以此作为《大学》的最初用工处、最初下手处。

论《论语》《孟子》

朱熹常将《论语》《孟子》并谈,此二书不可或缺,相参而读为妙。他教导弟子,将《大学》读得十分熟了,便可读《论语》《孟子》,他说《论语》《孟子》都是《大学》中肉菜,先后浅深,参差互见。

关于读《论语》《孟子》之法,朱熹引用程子之言,置于《论语集注》正文之前。他继承发展了程子的思想,将“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作为读圣贤书的要旨所在。引发人们思考圣之所以为圣,而吾何以未至未得。围绕这个中心命题,句句以求,昼诵其味,中夜以思,在一幅与圣人同在的全景画面中,以求见得“圣人之意”。

与六经相比,朱熹言:“《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这是因为《语》《孟》“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读之疑少而益多”。在他看来,在圣人留下的经典中,只有《论语》《孟子》用词平实易懂,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读了之后疑问少而收获大。朱熹建议人们看文字要看平易正当处。由此也见《论语》《孟子》的行文特点,在于“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

做人和做学问,朱熹皆强调“做工夫”(同“功夫”)。在他看来,孔、孟皆在教人做工夫,《论语》《孟子》正是教人做工夫的典籍。朱熹认为今人读孔、孟之言,看得有点草率了。草草看过,就容易从字面上去看他们的不同,用心去读,会读到他们的一脉相承,体用一贯。以“言忠信,行笃敬”为例,好像只言平实之事,未及根本是何。等到学者自己将工夫做到位,自然会见得“体”大概就是如此。什么“体”?至孟子,又恐人读不懂,就讲得更直接,如“恻隐之心”“学问之道,求放心”,心即体。心之所在,言行自然忠信笃敬。朱熹读出其中的真滋味,认为孟子说得“渐渐亲切”,原其本质只是一事。孔孟教人做工夫,即以心行事,事在心中;以事验心,心在事中。

论《中庸》

读《中庸》,朱熹直言《中庸》学习难度很大。《中庸》讲述“天命”“性”“道”“已发”“未发”“诚”等范畴,学理深奥,没有一定的基础,难以读懂。朱熹提醒他的学生,读《中庸》要做一个准备,即先下功夫去读《大学》《论语》《孟子》,将此三书搞明白了,《中庸》也就懂了一半。

《中庸》为何而作?朱熹认为子思作《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及道学、道统。道学正是诚诚恳恳地奉行中道之学;传继道学的传统是谓道统,这样的传统由来久矣。自上古以来,尧、舜、禹、成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圣圣相承。至孔子时,续接道统之传,颜子、曾子得其宗,曾子再传至子思。至子思时,学术与时势皆已是“去圣远而异端起”的局面,这引发了子思深深的忧惧,惧时间愈久愈失其真。于是,他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忆及祖父孔子、老师曾子之言,加上自己的理解,作《中庸》。

如何奉行中道,朱子谈及道心和人心。《尚书》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上古时期的圣哲对于人心、道心基本性质的描述。人心,深不可测;道心,精微深奥。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唯有以精一的态度,诚诚恳恳地奉行中道。

朱熹谈心,将其定义为“虚灵知觉”,虚灵之物,有知有觉。人本是只有一心,何以会产生人心和道心的不同?朱熹认为在由理到气化生万物的过程中,若生于性命之正,此是道心;若生于形气之私,是谓人心。此心虽有人心、道心之别,却是同一心。到每个具体的心,没有谁的心全然是纯粹无杂的道心,这是因为人在成形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有形气之私,所以虽上智之人也不能无人心;也没有谁的心尽是私欲人心,这是因为人皆有其仁义礼智之性在,即使是下愚之人也有道心。这样看,道心和人心相间相杂,组成同一心。朱熹提醒世人,人心、道心的相间相杂甚是微妙,仅在方寸之间,今言一念之间,如果不知道如何治之,就会使人欲尽占上风,天理败下阵来。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朱熹言“凡学须要先明得一个心,然后方可学”。发挥心的“精一”之功,以其“精”来体察道心,使人心紧紧追随道心;以其“一”来守住本心之正,不偏不离。在“精一”上用功,无少间断,道心成为人身的主人,人心听命而行,于是“危者安、微者著”,道心昭昭。《中庸》正是这样一部典籍,教人变化气质,遵循本性之自然,光复道心。

镕铸群言,于“述”中“作”

对于朱熹注四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注到一个细节。朱注《论语》“瑚琏”一条与《礼记·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这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但是却不知道朱注“瑚琏”,用的是东汉经学家包咸注;注“曹交”,用的是东汉经学家赵岐注,并不是朱熹的杜撰。又如“夫子之墙数仞”章,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章,注“八尺曰仞”,看起来存有矛盾,其实“七尺”朱熹用包咸注,“八尺”采于赵岐注。

这个细节恰恰反映出朱熹遵从“述”的传统,镕铸群言,于“述”中“作”。也正是因为其“述”的功底深厚,使其“作”根植于肥沃的土壤,进而有了集大成之作。但是,自明代以来,攻击朱熹者以为其疏忽于名物度数的考证;而尊朱熹者以为这样的问题只是枝末小节而回护之,其实,两者均未真正洞悉朱熹本旨,未见朱熹著书之意。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警醒世人“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此处所言之根本,正是遵从“述”的传统,镕铸群言,于“述”中“作”。

宋理宗宝庆三年下诏:“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提倡士子们习读朱熹《四书集注》等著作。其后直至清末取消科举的七百余年里,《四书集注》成为古代文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其地位与五经相媲美,其理论、思想、观点成为知识界辨别是非正误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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