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党校在陕北复校到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多次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和演讲。就笔者所见,有文献记载的至少20次,其中12次是在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后。虽然这些报告大部分是专门为党校师生组织的,但对全党工作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报告
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20世纪40年代称延安干部会议)由中共中央举办,在陕北的中央委员、各方面负责人和中央党校全体师生参加。上述会议往往是在国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党的战略策略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召开的。毛泽东的报告高屋建瓴,科学地分析时局,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指明斗争的前途。其中多数篇章成为毛泽东的代表作,名垂青史。比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反对投降主义》(1939年2月5日),《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等等。
这些关键时刻的重要报告帮助党的高级干部和党校师生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坚定信心,统一思想,以应对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保持对机会主义的警惕和识别力。比如,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着重谈到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问题,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并列举了阶级投降主义的种种表现。毛泽东特别提到了“何鸣危险”。在闽南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时,团长何鸣不顾副团长卢胜等人的反对,坚持无条件开向漳浦,听任国民党一五七师的安排。结果全团800人全部被国民党缴械俘虏,导致失败的结局。他要求全党保持对“何鸣危险”的警戒,这无疑是给所有与会者敲了警钟,打了预防针。这年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之后,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传达到党校,立刻引起一片哗然。尤其是那些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学员,敏锐地认识到王明和毛泽东的分歧,纷纷表示质疑。这些学员回到实际工作中,都能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办事,使王明的主张未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参加开学或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
毛泽东多次参加中央党校的开学或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对学员提出殷切希望。比如:1938年8月,中央党校十六班、十九班81名学员毕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要到前方去,到敌后去,与日寇作战,开辟抗日根据地。8月22日,毛泽东参加了两个班的毕业典礼。当年的记录稿写道:“主席入场时学生迎以热烈之掌声,主席频频答礼……再经长时间热烈的鼓掌。”毛泽东发表了《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的演讲,还风趣地说,你们81个学员就是81万人马。毛泽东的讲话给大家极大的鼓舞,并教给他们走出校门之后做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改组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在延安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方面负责人出席,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他的第一句话是:“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随后他深刻而又生动地阐述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明了整风的方针和方法。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师生们竟一个姿势坐了两个小时,唯恐记漏了一个字。这篇演讲实际上是向全党发出的整风动员令。
1943年8月8日,中央党校二部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二部学员都是刚刚从前方回来学习的县团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告诉他们,从前方回延安进中央党校,有两大任务,一要努力学习,二要恢复健康。党校要开六门课: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还多次出席中央党校临时训练班的结业式并发表讲话。比如,1944年10月毛泽东出席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训练班结业式。他谆谆告诫这些即将奔赴前方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每到一地都要搞好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共产党员要有柳树的灵活性和松树的原则性,既可亲,又可靠。
参加学员见面会并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
在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学习中,学员们的讨论涉及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问题都是由学员自己提出来的,有些问题通过小组、支部及大会讨论,达成了共识。有些问题却争论不下,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就会找机会为大家解答。他有的时候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校、部的领导,请他们向学员转达。比如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有的时候他直接在给学员作报告时一 一加以解答。
五部、六部学员主要来自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他们住在七里铺、马家湾,离校部20多里。大部分学员到延安一年多了还没有见过毛主席,于是向校部提出请毛主席为他们作一次报告的要求。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特别安排了给五部六部学员作报告,党校其他部的干部和一部、四部的学员也参加了报告会。在毛泽东讲话之前,由副校长彭真作介绍,30多位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和来延安的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与大家见面。毛泽东利用这次作报告的机会,首先谈了时局问题,然后就历史和路线学习中学员们的一些疑问作了回应。比如山头主义问题、审查干部问题、南方北方问题、大后方党的问题、白区工作问题等等,报告大会从下午4时开始到晚上8时多结束,中间只休息了20多分钟。
毛泽东分析问题深刻透彻、合情合理,充分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比如,在谈到山头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是苏区和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产物。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
在党校大礼堂作自我批评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作风。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礼堂和俱乐部里都挂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标语。毛泽东给中央党校的学员讲过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不需要人们迷信;我们党的领导人不是蒋介石,不需要盲从。你们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对待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我的东西你们可以提出疑问,大家讨论,不要囫囵吞枣。我不要盲从的学生。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一再告诫学员,“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我们党校就提倡这一条。党校出去的同志,都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且到处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他不仅这样提倡,而且以身作则。
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意义重大、成效显著,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但在整风审干过程中,也发生了“抢救运动”的曲折,伤害了不少同志。为此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多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第一次是在1944年5月,党校有一批学员要到前方去,毛泽东准备会见大家并讲话。事前他向教务处主任张秀山了解这批学员的情况。张秀山向毛泽东反映,一些学员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了冲击,思想上很不愉快。于是,毛泽东在会上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看到毛泽东亲自赔礼道歉,学员们激动得热烈地鼓掌,心情愉快地走上了抗日前线。
在1945年2月15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审干期间所犯的错误。他指出: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这是一条经验。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作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说着就当众行一鞠躬礼。当年六部学员陈野萍亲历此次大会,他曾写道: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泪,我也泫然眼酸,强忍潆泪。大家得到莫大的、无限的安慰,心里的一点积郁,立即冰消冻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