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境内至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只有一个县的建制。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立晋安郡，“领县八”。其中，闽西新置新罗县，然“旋建旋废”。至南朝刘宋泰始四年（468年），新罗已不见于史册。直到唐代中叶，闽西仍人烟稀少，荒芜凋零。

据《汀州府志》记载，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等处检得诸州避役百姓3000余户，奏置州。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建汀州府。唐天宝元年（742年），临汀郡（原称汀州府）总人口才4682户、1.5万多人，说明闽西虽有了行政建制，但人口还是非常少。开发较早的江西赣州，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有8994户、39900人。

唐乾符元年（874年）开始至南宋，居住在赣中、赣北的中原南迁汉人，先后遇到黄巢起义、靖康之难和金兵南侵引起的战祸，被迫再度迁徙。闽西人口由此猛增，至南宋宝祐年间（1253年—1258年），汀州时辖6县，22万户人口。

闽西、粤东、赣南虽然靠得很近，仅一山之隔，但因自耕自足的农业经济，加上交通阻隔，犹如天各一方。以食盐为例，闽西食盐运输因线路长又不能直通，耗时久、运费大，当时的官盐比私盐贵几倍。汀州府的官盐重量不及一斤，可是价格达47钱；盐贩卖的私盐，重量一斤半当一斤，而且颜色纯白，没有沙石杂草，才卖20钱。赣州食盐也有着同样的命运，需从外地调入，不仅价格高昂，口味还不好。其他农副产品也受交通制约，难以运送出去。

暴利令人铤而走险。据有关史料记载，赣、汀二州有的地方百姓，每到秋冬田事结束，就挨着村庄敲鼓，召集愿意去贩盐的人加入，往潮州、梅州一带盗贩食盐，在漳州一带肆意往来，而被当成“匪贼”累遭打击。

汀州知县宋慈到任后，与知州李华商量提出“更运潮盐”，走汀江水路，在上奏朝廷核准后，开始整治河道。汀江航运通了，解决了汀州人的吃盐问题，赣州也跟着改运潮盐。汀州、赣州的土特产，如木材、土纸、米豆、茶油、茶叶等运到广东，广东的食盐、布匹、煤油、海产、糖果等运到汀州，并转运到赣南。汀江上下游航运一片繁忙，带动了造船、造纸、木材、印刷等行业的发展，竹山开始兴旺。

这一盛况史称“上河三千，下河八百”，汀州会馆由此散布各地。现今在北京、上海、福州、武夷山和台北等城市，当地的汀州会馆保存完好，依旧气派，还能供游人参观游览。而在旧时的汀州府城，设有湖南、江西、广东会馆，还有潮州、吉安等众多的州县一级会馆，万商云集，如在汀州各县大的乡镇，中药材行业几乎为江西樟树人所包揽。所谓“十万人家溪两岸，绿杨烟锁济川桥”，汀州呈现一派“不减中州”的气象。

一条汀江航道的开通，把闽粤赣边经济连接起来，其中较大的物资聚散地有长汀、上杭两地县城和峰市（今属永定），汀州因此成为闽粤赣边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至明末清初，因缺地耕种或避难出逃，汀江又成了闽西客家人迁徙的大通道。

南宋宝庆年间（1225年—1227年）赣州户数321356户，以每户5口计，总人口超过160万人，但《元史》记录的元初赣州路人口尚不足30万人，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也只有37万人左右。百余年间人口减少了100多万人，主要原因不外乎战祸、动乱和灾害，使得赣南成了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

清初为了改变赣南状况，实行鼓励招抚的优惠政策。这一时期，闽粤客家人“倒迁赣南”，主要地域为靠近闽西、粤东的石城、瑞金、上饶和南康“三南”（龙南、定南、虞南）等地区。葛剑雄等人编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估计，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闽粤客家人倒迁赣南者（包括其后裔）总数约50万人。

陈寅恪祖上是原居闽西上杭的客家人，其六世祖由闽入赣，于康熙年间迁至南昌府义宁州，后居修水岭乡陈家大屋，成为修水客家旺族。

随着闽粤客家人的迁入，早先流行于汀江流域的烟草、甘薯、蓝靛等经济作物，开始在赣南广泛种植。汀江河运发达后，不少闽西客家人又随着经贸发展迁居广东。繁荣的汀州和繁忙的汀江母亲河，是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