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是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号,源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六岁时,其师刘子翚为其取字元晦。因元字有代表四德之长和万物起始之意,为示谦虚,他改字为“仲晦”。后又由“字”扩展至“号”,自号为晦庵。在他所创建的书院中,其中就有一所以其号命名的云谷“晦庵草堂”。朱熹在各地创建、修复、读书讲学和题诗题词的书院多达67所。其中最重要的,在外地有经他修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在福建本土,则有由他亲手创建的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书院。但在创建这些书院之前,他已开始授徒讲学。早年的一批弟子,如建阳蔡元定、范念德,古田林用中,同安许升,闽县黄榦,莆田方士繇等,始学之地,都不是在上述书院中,而是在紫阳书堂。
紫阳书堂,又称为紫阳楼,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屏山之下潭溪之滨,即刘子翚当年为朱熹母子建造的屋宇。由于这座历史名楼向来被视为“朱子故居”,故其宅居功能之外的“准书院”功能,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是居所亦是讲学之地
紫阳书堂的原始格局为一楹两进,有屋五间。厅堂榜曰“紫阳书堂”,堂旁有两夹室,左名“敬斋”,右名“义斋”,均为书房;书堂后进为起居之所,一名“韦斋”,一名“晦堂”。书堂前有“半亩方塘”,得名于乾道二年(1166年)朱熹在此写成的七绝《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的诗句。
作为居家之所,紫阳书堂的规模不大,能够用来“暇日默坐读书”的场所不过是堂旁两夹室而已,而可用于接待左邻右舍或来访学者的,则仅是榜曰“紫阳书堂”的厅堂。故对此书堂的功能,通常只是从朱熹家人生活和朱熹本人读书这些习为人知的基本史实来加以认识和评判。
实际上,紫阳书堂在历史上是具备书院讲学的部分功能的,其主要表现是,在朱熹最初的教学生涯中,有一部分门人最早就是陆续在此书堂从学于朱熹的。
建阳蔡元定,最早是在乾道间从学于朱熹于五夫紫阳书堂。因书堂实在过于狭窄,故一度延伸至五夫刘圭甫佛顶庵中讲学,从而将佛教寺庙,当作儒学讲堂。古田林用中,于乾道二年(1166年)始学于“五夫屏山之下”的紫阳书堂。次年,其弟林允中亦来此从学。莆田方士繇(1148年—1199年),亦朱子门人,为图从学之便,而把家搬迁到“五夫籍溪之上”。其同门学友赵蕃有《题方士繇伯谟五丈所居三首》。诗题中的五丈,显系“五夫”之误。其一曰:诗名旧仰方丰国,句法亲传吕紫微。闻道有儿能世业,师门更向晦庵归。
方丰国,即方士繇之父方丰之,因曾任建州丰国监而得此称。吕紫微,指东莱吕本中(1084年—1145年),江西诗派诗人。诗的大意是说方士繇早年曾从其父和吕本中学诗,最终却转投五夫紫阳书堂师从晦庵朱熹研习性理之学。
闽县黄榦,则是朱子门下与紫阳书堂关系最密切的弟子。他于淳熙二年(1175年)冬天,只身冒着大雪来到崇安五夫投师。不巧的是,恰逢朱熹外出讲学,他只得寄居客栈耐心等候,直到朱熹于次年春从外地归来。从此,黄榦跟随朱熹刻苦学习,成为众多弟子中最有成就的理学家。后来,他成为朱子的女婿,“馆于五夫里紫阳书堂”,实际上就是成家于此。后来,他曾回忆说:“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淳淳,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祭晦庵朱先生》)潭溪,即潭溪之滨的紫阳书堂。
创建书院的原始起点
授徒讲学之外,研究与著述,也是紫阳书堂的基本功能之一。其主要表现就是,朱熹的许多著作,如《曾子固年谱》《谢上蔡语录》《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延平答问》等,都是在紫阳书堂完成的。
朱熹在紫阳书堂著书立说,是和他招收弟子、传播理学的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如初稿成于绍兴三十年(1160年),后又于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加以修订的《孟子集解》,参加修订者有何镐、范念德、许升、欧阳云叔、陈齐仲、徐元聘等门人。书题中的“集”,就是针对集诸生之集体智慧,集前人解孟众家之长而言。
朱熹在紫阳书堂招收弟子,传授理学的最初实践,是其此后在各地创建、修复书院,以及在这些书院讲学的原始起点。
由于条件的局限,如场地过于狭小等,使紫阳书堂尚缺乏构成一所正规书院的必备条件。为了改善这些条件,朱熹也做过某些努力,如蔡元定入学时将教学场所扩展至五夫佛顶庵;黄榦从师时在村外另租小屋,讲学地点不拘一格。恰恰正是由于这些艰苦的生活和教学条件,促使其在后来的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书院教学场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就有了朱熹其后在建阳、武夷山创建的寒泉、云谷、武夷和考亭沧洲四所精舍,也有了其修复白鹿洞、岳麓等书院一系列乐此不疲、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创举。无论是在各地执政,还是奉祠家居期间,创书院,兴儒学,成为其一以贯之的不懈努力,而追溯其源,紫阳书堂的办学实践,无疑是朱熹一生书院讲学的最初源头。
在教学中,朱熹从最初的紫阳书堂“准书院”——教学功能不够健全的模式,发展为后来的崇祀、讲学、著述和藏书刻书等功能齐全的官办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教学模式”和私建书院“武夷精舍、考亭沧洲教学模式”。这些成功的办学经验后来通过他在各地的门人的继续实践和不懈努力,使书院办学模式最终以官学和私学两种方式逐渐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东南亚和西欧,成为理学家代代薪火相传,不可或缺的教学模式。
朱熹在五夫紫阳书堂的著述,是其一生诸多著述的最初成果,也是其“继往圣之绝学”,集孔孟以下之大成理学思想体系的最初架构。他的“四书学”体系、《诗》学体系、《书》学体系、《易》学体系最早的一批成果在这一时期已初见端倪。从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朱子理学思想体系的大致轮廓。这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成为后来书院办学的最重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