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您的位置: 首页 > 学术研究 > 理论视野
有唐一代,福州缘何勃兴 ——卢美松谈闽都对外交流史
2020-08-10 10:18:59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记者 谢海潮

唐以前,福建经济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当时即使作为郡城的福州周边地区,也还处在榛莽荒芜之中。《三山志》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郡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其后二三百年间,福州一跃成为“百货所聚”的“东南盛府”。中唐时,颜真卿就盛赞福州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并称“福建大藩也”,感慨其地“居民若是其众也,政事若是其繁也”。

“唐王朝兴盛和发达的对外交往,给福建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机遇。”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卢美松认为,得益于良好的海外贸易环境与顺畅的陆路交通,在东冶港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福州港全面开放,遂呈现“万国之梯航竞集”的局面。

海外交往中鼎兴

闽中最初是在南朝陈时(557年)建立闽州的,但至隋“犹以为一闽县耳”。就教化而言,虽自南朝刘宋以后,有过阮弥之、虞愿、王秀之等郡守推行儒学,但也仅仅局限于郡治城邑之中。

隋代与唐初,福州曾名泉州,且是福建节度观察使兼福州刺史的驻节地,是“分符”重臣的开府之邑。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朝廷派王义童入闽,任泉州(福州)刺史兼泉州都督(治今福州)。王义童在任内大力恢复发展福州海外交通与贸易,招抚自晋末以来因战败而“散居山海”“结庐海畔”的卢循义军残部(时称白水郎或泉郎),发挥他们善于造船行舟的专长,组织闽人走异域、作“海商”。从《王公(义童)神道碑》有关福州“境接东瓯,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玑”等记载,可知其时福州已因地利获得海外贸易的大量实惠。

中唐以后,历经安史之乱,又受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战役失败的影响,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唐王朝为维持国力,转而致力于南方的海上交通贸易。福州乘势而上,其航线所及除了传统的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以外,还增加了通往新罗、日本、印度、大食和三佛齐(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等多条航线。

晚唐徐州节度使薛能于乾符二年(875年),迎接路经的新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李晦,并作《送福建李大夫》诗描述福州:“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从诗意的对举中可知外来客人之众,他们如候鸟及期而至,为逐利而来。

重要的是,诗的最后指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在唐中后期,汴河上的徐州和汴州是最重要的两个藩镇,江淮地区有着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和资源供应。在这里,薛能却自惭抑或是自谦徐州为近畿之贫困小藩,与福建富庶之大藩比较而相形见绌,甚觉清贫。卢美松说,盛唐以后福州因海外交往而鼎兴,福建也因海上贸易而成时人眼中的富庶“大藩”。

市井之中多夷人

唐代福州海上交往与贸易情况,见诸载籍的甚少,唯有从有限的诗文中寻觅一些零星的信息。初唐诗人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当中李使君到任地即是今福州。

诗中所称的海外“执玉来朝”“还珠入贡”的使臣,都取道“晋安海道”并落脚福州,因而市井中多“十洲三岛”之夷人,卢美松认为这可与晚唐福州刺史裴次元所立《球场山亭记》残碑“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所述相印证。

大食(波斯)帝国崛起后,热衷于开拓东方,故与唐王朝频繁通商,其海商活跃于中国南方各个港口,其中就包括福州港。当时的阿拉伯商品航抵福州,溯闽江而上,经水陆运输,进入江西,而后顺赣江而下贩销各地。福建团练副使沈亚之于唐穆宗长庆年间(821年—824年)在闽任职,他曾记载:“(江西)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说明从福州港进口的蕃货,通过水陆转输,可以越过武夷山而到达江西饶州。曾在唐朝入仕的新罗人崔致远也说:“闽岭鄱江,豁通道路。”

福州人经商者众,又有许多外国人居于福州城内,福州节度推官黄滔因此感慨:“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描述的是福州商人竞逐海上贸易利益的景象,表达了文人官员对海上牟利者的担忧和劝诫。

但朝廷对海外商客始终持欢迎和开放的态度,唐文宗曾专门下诏指示:“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要求当地长官“接以仁恩”“以示绥怀”,以此抑制地方阻滞商贸活动与过度课税行为。为长期保持南方三大海外贸易港口之一的地位,福州官府按朝廷意旨,设立专管海外侨民的“都蕃长”一职,还设有专供接待外蕃来宾的处所。

甘棠港应是水名

尽管记载有限,但从一些残碑断简中,还是可以探知福州海上交往的信息。琅琊郡王德政碑是最早记录福州甘棠港的历史文物,碑文系唐昭宗天祐三年(906年)敕建王审知生祠时由于兢所撰。翁承赞于后唐同光四年(926年)为王审知所撰墓志铭亦记开港之事,所写与德政碑的内容大体一致,当中有两点实无疑义:一是在海途巨浸洪波之中,岩崖妨碍“往来舟楫”;二是碎石破崖之后,移除艰险,平流无恙,利于“来往蕃商”。

在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不仅为福建带来30多年的安宁,而且大力开拓闽疆。卢美松说,王审知下令开凿闽江口外之甘棠港,之所以选择在今福安白马江外海的黄崎岭一带巨礁,花费6年时间进行开凿,盖缘其地处闽江口出海必经之通道,巨礁阻遏海航,非去除无以安驶。

王审知开辟甘棠港利泽无穷,大大方便北上中原和海外交通贸易,因此唐廷下诏“赐水名曰甘棠港”。卢美松强调,碑文所称朝廷赐名的甘棠港是“水名”,而非某处固定的口岸码头。《唐韵》《集韵》等古书记载,港乃“水分流也,一曰水中行舟道”,非如后世单指港埠、码头而言。

开港之后,闽中得以“江海通津”,内外往来船舶大增,港湾内聚集成千上万艘船舶,其贸易繁忙景象诚为大观。船舶停靠驻泊的绝不止少数几个港埠和码头,较之东冶港,范围更大,津渡、码头更多。此时福州已有外港甘棠港和内港乌龙江(南港)、白龙江(北港)之别,不仅海运发达,更有内河交通的便捷,所谓“蛮舶直抵福州城下”“海航乘潮,径达于桥”。

对远道而来的“佛齐诸国”,闽王国“绥之以德”,由专设的鸿舻寺集中接待。如此关怀善待,自然招徕更多客商,遂致“外域诸蕃,琛赆不绝”。

唐代文化软实力

福州对外文化交流,早在六朝时期已见端倪,如南朝后梁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来晋安郡。唐初,新罗僧人慧轮法师“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福州是他们入唐的首途和必经航线。中唐以后,外国僧人频繁来福州,开元寺成为官方接待的固定场所,日本的空海和印度高僧都曾在该寺讲授佛经、传授梵文。

中唐天宝年间,鉴真东渡日本时曾先期到福州置办船只和粮食,而后由此出洋。晚唐大中六年(852年),唐朝商人钦良晖自日本值嘉岛(今长崎五岛)归国,商船在福州连江登陆,随船的有圆珍等3位日僧(圆珍居留福州6年后才归国)。稍后的咸通六年(865年),“(李)延孝舶自大唐福州,得顺风五日四夜,著值嘉岛”,说明其时自福州至日本,顺风海航不过5天。

唐末五代时,福州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福州)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来福州的印度僧人仍不绝于书,史载唐哀帝天祐三年(906年),“西天国”的声明三藏前来福州。三佛齐等国也常遣使到唐朝进贡、贸易,直至天祐二年(905年),还有“佛齐诸国来宾”的记载。

对于外来僧人的接待,唐诗人马戴诗云:“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卢美松说,从中可知当时福州港内有专门用于接待海外僧人的“宾府”,且直接靠泊舟船,石岸上下方便,或指南台大庙山,或指城内开元寺。晚唐诗人李洞作《送福州从事》诗云:“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表明节度观察使在江岸边设宴款待即将远归的海外僧人,可证当时福州社会开放的风气,文明对待异国文化传播者。于是,正如唐末诗人周朴所述“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以“天文方戴”来形容异域使者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也是福州港城昔日荣光的见证。

“唐五代以前的福州对外文化交流,尽管主要以宗教交流的形式出现,但已为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卢美松说,宋代以后,中华儒学文化的对外辐射大为加强,文化交流的面貌也大为改观,而福州作为重要的对外交流枢纽城市,仍然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版权所有: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史方志部门
技术支持:东南网
福建省党史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