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福建经济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当时即使作为郡城的福州周边地区，也还处在榛莽荒芜之中。《三山志》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郡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其后二三百年间，福州一跃成为“百货所聚”的“东南盛府”。中唐时，颜真卿就盛赞福州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并称“福建大藩也”，感慨其地“居民若是其众也，政事若是其繁也”。

“唐王朝兴盛和发达的对外交往，给福建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机遇。”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卢美松认为，得益于良好的海外贸易环境与顺畅的陆路交通，在东冶港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福州港全面开放，遂呈现“万国之梯航竞集”的局面。

海外交往中鼎兴

闽中最初是在南朝陈时（557年）建立闽州的，但至隋“犹以为一闽县耳”。就教化而言，虽自南朝刘宋以后，有过阮弥之、虞愿、王秀之等郡守推行儒学，但也仅仅局限于郡治城邑之中。

隋代与唐初，福州曾名泉州，且是福建节度观察使兼福州刺史的驻节地，是“分符”重臣的开府之邑。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朝廷派王义童入闽，任泉州（福州）刺史兼泉州都督（治今福州）。王义童在任内大力恢复发展福州海外交通与贸易，招抚自晋末以来因战败而“散居山海”“结庐海畔”的卢循义军残部（时称白水郎或泉郎），发挥他们善于造船行舟的专长，组织闽人走异域、作“海商”。从《王公（义童）神道碑》有关福州“境接东瓯，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玑”等记载，可知其时福州已因地利获得海外贸易的大量实惠。

中唐以后，历经安史之乱，又受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战役失败的影响，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唐王朝为维持国力，转而致力于南方的海上交通贸易。福州乘势而上，其航线所及除了传统的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以外，还增加了通往新罗、日本、印度、大食和三佛齐（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等多条航线。

晚唐徐州节度使薛能于乾符二年（875年），迎接路经的新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李晦，并作《送福建李大夫》诗描述福州：“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从诗意的对举中可知外来客人之众，他们如候鸟及期而至，为逐利而来。

重要的是，诗的最后指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在唐中后期，汴河上的徐州和汴州是最重要的两个藩镇，江淮地区有着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和资源供应。在这里，薛能却自惭抑或是自谦徐州为近畿之贫困小藩，与福建富庶之大藩比较而相形见绌，甚觉清贫。卢美松说，盛唐以后福州因海外交往而鼎兴，福建也因海上贸易而成时人眼中的富庶“大藩”。

市井之中多夷人

唐代福州海上交往与贸易情况，见诸载籍的甚少，唯有从有限的诗文中寻觅一些零星的信息。初唐诗人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当中李使君到任地即是今福州。

诗中所称的海外“执玉来朝”“还珠入贡”的使臣，都取道“晋安海道”并落脚福州，因而市井中多“十洲三岛”之夷人，卢美松认为这可与晚唐福州刺史裴次元所立《球场山亭记》残碑“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所述相印证。

大食（波斯）帝国崛起后，热衷于开拓东方，故与唐王朝频繁通商，其海商活跃于中国南方各个港口，其中就包括福州港。当时的阿拉伯商品航抵福州，溯闽江而上，经水陆运输，进入江西，而后顺赣江而下贩销各地。福建团练副使沈亚之于唐穆宗长庆年间（821年—824年）在闽任职，他曾记载：“（江西）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说明从福州港进口的蕃货，通过水陆转输，可以越过武夷山而到达江西饶州。曾在唐朝入仕的新罗人崔致远也说：“闽岭鄱江，豁通道路。”

福州人经商者众，又有许多外国人居于福州城内，福州节度推官黄滔因此感慨：“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描述的是福州商人竞逐海上贸易利益的景象，表达了文人官员对海上牟利者的担忧和劝诫。

但朝廷对海外商客始终持欢迎和开放的态度，唐文宗曾专门下诏指示：“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要求当地长官“接以仁恩”“以示绥怀”，以此抑制地方阻滞商贸活动与过度课税行为。为长期保持南方三大海外贸易港口之一的地位，福州官府按朝廷意旨，设立专管海外侨民的“都蕃长”一职，还设有专供接待外蕃来宾的处所。

甘棠港应是水名

尽管记载有限，但从一些残碑断简中，还是可以探知福州海上交往的信息。琅琊郡王德政碑是最早记录福州甘棠港的历史文物，碑文系唐昭宗天祐三年（906年）敕建王审知生祠时由于兢所撰。翁承赞于后唐同光四年（926年）为王审知所撰墓志铭亦记开港之事，所写与德政碑的内容大体一致，当中有两点实无疑义：一是在海途巨浸洪波之中，岩崖妨碍“往来舟楫”；二是碎石破崖之后，移除艰险，平流无恙，利于“来往蕃商”。

在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不仅为福建带来30多年的安宁，而且大力开拓闽疆。卢美松说，王审知下令开凿闽江口外之甘棠港，之所以选择在今福安白马江外海的黄崎岭一带巨礁，花费6年时间进行开凿，盖缘其地处闽江口出海必经之通道，巨礁阻遏海航，非去除无以安驶。

王审知开辟甘棠港利泽无穷，大大方便北上中原和海外交通贸易，因此唐廷下诏“赐水名曰甘棠港”。卢美松强调，碑文所称朝廷赐名的甘棠港是“水名”，而非某处固定的口岸码头。《唐韵》《集韵》等古书记载，港乃“水分流也，一曰水中行舟道”，非如后世单指港埠、码头而言。

开港之后，闽中得以“江海通津”，内外往来船舶大增，港湾内聚集成千上万艘船舶，其贸易繁忙景象诚为大观。船舶停靠驻泊的绝不止少数几个港埠和码头，较之东冶港，范围更大，津渡、码头更多。此时福州已有外港甘棠港和内港乌龙江（南港）、白龙江（北港）之别，不仅海运发达，更有内河交通的便捷，所谓“蛮舶直抵福州城下”“海航乘潮，径达于桥”。

对远道而来的“佛齐诸国”，闽王国“绥之以德”，由专设的鸿舻寺集中接待。如此关怀善待，自然招徕更多客商，遂致“外域诸蕃，琛赆不绝”。

唐代文化软实力

福州对外文化交流，早在六朝时期已见端倪，如南朝后梁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来晋安郡。唐初，新罗僧人慧轮法师“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福州是他们入唐的首途和必经航线。中唐以后，外国僧人频繁来福州，开元寺成为官方接待的固定场所，日本的空海和印度高僧都曾在该寺讲授佛经、传授梵文。

中唐天宝年间，鉴真东渡日本时曾先期到福州置办船只和粮食，而后由此出洋。晚唐大中六年（852年），唐朝商人钦良晖自日本值嘉岛（今长崎五岛）归国，商船在福州连江登陆，随船的有圆珍等3位日僧（圆珍居留福州6年后才归国）。稍后的咸通六年（865年），“（李）延孝舶自大唐福州，得顺风五日四夜，著值嘉岛”，说明其时自福州至日本，顺风海航不过5天。

唐末五代时，福州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福州）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来福州的印度僧人仍不绝于书，史载唐哀帝天祐三年（906年），“西天国”的声明三藏前来福州。三佛齐等国也常遣使到唐朝进贡、贸易，直至天祐二年（905年），还有“佛齐诸国来宾”的记载。

对于外来僧人的接待，唐诗人马戴诗云：“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卢美松说，从中可知当时福州港内有专门用于接待海外僧人的“宾府”，且直接靠泊舟船，石岸上下方便，或指南台大庙山，或指城内开元寺。晚唐诗人李洞作《送福州从事》诗云：“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表明节度观察使在江岸边设宴款待即将远归的海外僧人，可证当时福州社会开放的风气，文明对待异国文化传播者。于是，正如唐末诗人周朴所述“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以“天文方戴”来形容异域使者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也是福州港城昔日荣光的见证。

“唐五代以前的福州对外文化交流，尽管主要以宗教交流的形式出现，但已为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卢美松说，宋代以后，中华儒学文化的对外辐射大为加强，文化交流的面貌也大为改观，而福州作为重要的对外交流枢纽城市，仍然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