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大宗正司两外宗废置》记载，宋宗室原是“皆聚于京师，（神宗）熙丰间始许居于外”，可是“靖康之祸，在京宗室无得免者”，约有3000人被金人掳走北去，而“睢（河南商丘）雒（河南洛阳）二都得全”。

《宋史·宗正寺》又云：南渡初，先徙宗室于江淮……其后屡徙，后西外（宗正司）止于福州，南外（宗正司）止于泉州。那么，这些人是怎么躲过金人的追捕，转移到相对安稳的福州的？新近出版的《三山南门外天水村赵氏谱牒》（赵麟斌主编）整理出一些史料，对此有所披露。

乌山石刻赵姓人

964年，宋太祖发布诏书，任命宰相赵普主持编制皇族家谱，称之为玉牒。据陈泗东《幸园笔耕录》所述：“宋朝赵氏皇族的谱牒，实际上是从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庙号宣祖）算起。宣祖生五子：长光济，早亡；次匡胤，即宋太祖；三光义，即宋太宗；四光赞，幼亡；五光美，改名廷美，封魏王。长房、四房无后，所有的皇族都分属于太祖、太宗、魏王三个支派。”赵普所作《御制玉牒派序》提供三排行字，每组十四字，赵氏宗室的排行字都取自于这些字。

宋朝对宗室的管理是十分重视的，起初严格规定宗室不得私自移往他处居住，到了“熙丰间始许居于外”。徽宗崇宁三年（1104 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商丘），以管理太祖位下的子孙；西外宗正司于西京（洛阳），以管理廷美的子孙。这些在外宗人主要是皇族“袒免亲”，相对于“有服亲”而言，又称“无服亲”，即指皇帝的第五代以降后裔，已不再享有赐名和授官的权力，但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仍具有宗室身份。

福州乌山现存的摩崖石刻唐以前的未见，唐代的也仅有代宗大历年间的李阳冰篆书，但此刻已在“文革”被破坏，现在所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依据临摹下的字帖新刻的。宋代的摩崖石刻保存下来较多，据福州市博物馆陈列馆副主任张春兰多次实地考察，乌山现存宋代摩崖石刻应为35段，佚失的应为40段。

通过对乌山摩崖石刻所有人名的比对，张春兰发现唐以前并没有赵姓人的留名，现存和佚失的石刻中宋代姓赵的人数为43人，时间跨度为1130年至1269年，根据赵室宗人的辈分排行诗推断，当中应有宗室人员39人。

吴国长公主逃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宋绍兴初“是时两外宗子女妇合五百余人，岁费缗钱九万。南外三百四十九人，岁费钱六万缗；西外一百七十六人，岁费钱约三万缗”。也就说，当时在福州的宗人数应为176人。张春兰说，乌山摩崖石刻存有大量信息，对于了解在福州的宗人活动很有帮助，其中以潘正夫题记意蕴最为丰富——

靖康之间，金人犯阙，二圣北迁。逮建炎中兴，天子受命，吴国长公主始至睢阳。明年，寇淮甸，遂浮江而南避于钱塘。车驾幸建康，还复入觐；继适江表，会胡骑奄至；循赣水走湘湖，濒南海而达闽川。馆于福唐之神光，因登乌石山观李阳冰篆，乃得古人之遗意。越五日而赴行在所。男长卿、粹卿、端卿、温卿侍。绍兴二年（1132年）仲春十三日，河南潘正夫题。

此方石刻指的是靖康之变，即1127年北宋灭亡，吴国长公主为哲宗第三女，“靖康末，与贤德懿行大长公主俱以先朝女留于汴。建炎初，复公主号，改封吴国”，潘正夫乃是公主驸马，并较为详细地说明这支宗室的迁移路线：先到商丘以南一带（睢阳），待了一年。因避寇，经水路前往杭州（钱塘）。宋高宗在南京（建康）时，还复入觐。继至长江以南地区（江表），沿江西赣江（赣水），经湖南（湘湖）、广东（南海）至福建（闽川），最后抵达福州。另据《闽中金石记》记载“孙氏访碑录有潘正夫题淡山岩呈逊叔诗”，为行书，在湖南零陵，亦是曾到湘湖又一佐证。

吴国长公主一家只是众多逃亡宗室中的一支，结果并没有留在福州。张春兰认为：摩崖石刻中潘正夫的题记，是部分宗室来福州所走路线的一个代表。

海陆两道大迁徙

更多的宗人南渡，显然是有组织的集体逃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载，建炎三年（1129年）十有二月“甲午，皇叔右监门卫大将军、眉州防御使、知南外宗正事士樽，言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应副请给。许之。于是秘阁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懬，亦自泰州、高邮军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已而又移潮州”。

“原来属西京（洛阳）西外宗正司管辖的宗人先安排在扬州，继而分别迁至泰州和高邮军，然后又转移福州。”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谢重光认为，高宗自建康赴明州（宁波）是乘海舟，士樽率队至泉州是乘海舟，可见走海路是当时朝廷和宗室奔赴浙闽的主要选择，令懬所率西外宗子亦不例外。

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西外宗子并非全由令懬统率，有一部分是由皇叔士从以“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的身份，“自高邮车招溃卒屯兴化县（在今江苏泰州）”，又于绍兴元年（1131年）秋七月“自衡州移司温州”，显示他走的路线与令懬不同，是从陆路逐步向浙闽推进。

从《淳熙三山志》记录西外宗子考中进士者的居地资料分析，在敦宗院之外居住的，闽县1人，侯官县2人，怀安县3人，福清县3人，永福县2人，闽清县1人，古田县4人，长溪县16人，宁德县3人，连江县12人。处在从温州至福州途中的长溪（又称长邑，今霞浦、福鼎、福安等地）、宁德、古田、连江等县占了绝对多数，而“这几个县在当时福州属邑中属于开发较迟、经济文化较落后之地”。

何以出现这种情况？谢重光认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虽然士从“自衡州移司温州”时，因“所过骚扰”而被罢免，但他统率的宗人却可能有一部分继续自温州取陆路进入闽东，有的看到适合的居地或因某种特殊的情况而陆续在沿途落脚定居，遥受福州西外宗正司管辖。

安置点多为寺院

谈及西外宗正司及宗室人员的安置地点，《淳熙三山志》这样记载：“绍兴三年（1133年），诏西外宗正置司福州，知宗正司事，廨舍始寓太平寺，属官二员，即其东庆城寺居之。主管敦宗院，今寺西南；宗学教授，今寺东北。”又云：“建炎元年（1127年），复为太平寺。三年（1129年），敕奉濮安懿王神主，遂以其寺之半为嗣王行府。绍兴五年（1135年），因以为西外宗正司。”

所谓太平寺，张春兰认为即今之福州开元寺。至于庆城寺，《福州内河史话》则云：在井大路旧狮桥东，今庆城路。《福州府志》曰：“在南津坊，本王延曦第，既即伪位，舍为永隆金身罗汉院，（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赐额。”《闽都记》曰：“并高丽铜佛像，又二石笋、小木塔，俱高丽所献。”王延曦乃王审知子，（后）晋天福二年（937年）舍宅为寺，今寺庙已不存，其地因寺得名。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四云，绍兴十五年（1145年）“甲午，大理评事黄子淳面对言，自渡江以来，宗室散处外州，多居民间，或在僧寺”。张春兰说，如同南外宗正司有关机构和300多位宗室安置在泉州城的寺院里，西外宗正司迁入福州后的情况也一样。潘正夫题记提到“馆于福唐之神光”，可见当时宗室初到时也主要是被安置于福州城内的寺院中，最初不限于开元寺和庆城寺，还有诸如神光寺等。

按林家溱《福州坊巷志·卷三·城边街（乌山路）》所述，神光寺“在街北，乌石山南麓。本为金光明院，唐大历间建，会昌中废，大中四年（850年）复建大云寺，明年改名神光寺。其旁报恩塔院，有神光塔七级，亦大中时建，乾符间黄巢入闽毁”。作者按言：“宋以后寺之兴废，方志记载寥寥。《八闽通志》只言（明）成化间重修……是万历间寺已残破，且被人侵蚀矣。民国后此当年巨刹，反为林洋寺（瑞峰林阳寺）之下院，其萧条可知，而商业学堂、助产院皆寺之故址也。”据省委党校教授林怡解读，神光寺即今乌塔所在地盘，大洋百货那带楼盘占去了南面一片。

靖康之乱前出走

过去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北宋覆亡时被金人掳走的都属太宗的子孙，所以“福建在南宋之时，居住了大量的赵氏皇族，他们皆为太祖与魏王的后代”。事实上，据张春兰对《淳熙三山志》中宗室进士的统计，从绍熙元年（1190年）至宝祐元年（1253年），福州的宗室进士有333人。其中，太祖派75人，魏王派114人，而太宗派多达144人。

谢重光也认为，《淳熙三山志》科名一门所列太宗后裔，以及乌山石刻中所见“三山赵崇淯”等人，毫无疑问都是太宗一系福建宗人。所谓福建宗人或福州西外、泉州南外宗人“皆是太祖与魏王的后代”的观点，是不符史实的。

有关赵氏宗室南渡入闽，《三山南门外天水村赵氏谱牒》还提供了一个“事先于靖康之乱”的另类考例。内云这支宗族为魏王后裔，入闽始祖为昌国公赵公俊，并附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族谱所述：昌国公“因新法抗疏不用，偕二子端明殿学士彦忠、路分彦裕由汴入闽，遂为闽人”。他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挈子孙从河南开封南渡入闽，次年到福州，居城内九彩园（今属福州鼓东街道）。

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逼境。据天水村《赵氏谱牒》附录赵桂林一文所述，定居漳浦赵家堡的亦是魏王后裔一支，“是自福州的西外宗正司护送端宗、怀宗后从崖山突围的”。福州、泉州失守，西外、南外两宗正司消逝，宗族子孙星散，至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魏王后裔一支由福州南津坊迁南门外吴山定居，成为天水村赵姓肇基始祖。

天水村位于今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其最为人所称道的是，1962年陈毅副总理来此调研，对东林园福橘的品质给予很高评价，此后便有了电影《闽江橘子红》，这是我省作者创作的第一部故事片。其实，当地祠堂独有的“伴夜”风俗，为何挂着赵新“钦命册封琉球正使”牌匾……仍是值得今人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