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与部分红军指挥员于建宁前线合影。

湘江战役旧址——界首渡口

张鼎丞

谭震林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入闽的漫画。

《红色中华》关于闽西各县加入红军人数的报道。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开启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一页，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福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了南方重要的战略支点，享有“红旗不倒”的盛誉。福建在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福建各地党组织积极进行建军实践并创建了数量众多的人民武装，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创建地和将军的摇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旗帜，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展了苏维埃运动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南昌起义部队进入闽西，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福建党组织贯彻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先后领导和发动了龙岩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及崇（安）浦（城）等农民武装暴动，开始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人民军队的步伐。

1928年7月初，永定农民武装暴动后，张鼎丞、邓子恢等从参加暴动的队伍中挑选出200余人创建了一个红军营，由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这是福建最早的一支红军部队。随后，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将各县的暴动武装整编为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下辖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等3个团。后又整扩编五十八、五十九团。平和临时县委成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编为5个大队。平和暴动后当地党组织先后把平和、漳浦等武装暴动的农民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十四团、第十五团、第十一军第四十八团等。崇浦暴动后，崇安县委把16支民众队伍整编为红军第五十五团。这些地方武装的创建，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力量和条件。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到福建后，福建各地武装斗争的烈火燃烧得更加旺盛，相继建立了闽西、闽北、闽南、闽中和闽东等革命根据地。在中央红军的帮助下，福建人民发扬勇于斗争的光荣传统，为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参加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踊跃参加红军，涌现出长汀中坊乡、宁化淮土、禾口等扩红模范。特别是上杭才溪乡，全乡16岁至55岁的青壮年有百分之八十多参加红军，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赞扬，成为苏区第一模范，新中国成立后被誉为“将军乡”。

福建儿女响应党的号召，前仆后继，参加革命队伍，使福建成为红军的重要来源地，对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的成长壮大作出重要贡献。红四军由下井冈山第一次入闽的3600人，到1929年9月仅半年时间已发展到7000多人。在闽西苏区，先后创建了红四军第四纵队、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主力红军。在闽北苏区，1930年10月，红军五十五团和教导团1500多人开赴赣东北，编入方志敏创建的红十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闽北的地方武装扩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团，1933年12月闽北红军独立团又扩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师。1933年6月闽赣军区成立后，军区主力部队有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及建黎泰独立师等。后来，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成为红七军团的主力部队。在闽南苏区，成立了红军游击队第一、二支队。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在闽东苏区，先后组建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一、九、三、七、五支队，以及群众自卫武装组织红带会，红带会人数最多时达10万人。1934年2月全区性的武装暴动胜利后，又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第十三团。1934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东，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留下数百名伤员和部分武器。闽东特委在原有武装基础上，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全师辖3个团和两个独立营，约1600人。在闽中和安（溪）南（安）永（春）德（化）游击区，也成立了红军游击队。各苏区还建立了红军独立团、独立营、游击队，而且形成了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组成系列，为扩大红军和巩固苏区作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苏区时期福建参加红军的共达15万多人。

全国抗战爆发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幸存下来的2000多名福建儿女，被改编为八路军。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福建6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的4个团，共近5000人。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投身于抗日疆场。在省内，闽粤赣边区和闽浙赣边区党组织领导建立了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队闽西南总队、王涛支队、康容支队、福建省委第一游击纵队以及沿海多支抗日游击队。

解放战争时期，福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边纵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共辖6个支队，指战员最多时达2万多人。

可以说，不管是红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直至人民解放军，都有福建子弟的身影。

福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著名将领锻炼成长的摇篮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10位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都曾在福建进行过革命实践活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锤炼，福建走出了邓子恢、张鼎丞、陈丕显、叶飞、刘亚楼、杨成武、方毅、彭冲、张廷发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叶飞、刘亚楼、杨成武3位开国上将，刘忠、苏静、张南生、陈仁麒、罗元发、罗舜初、袁子钦、郭化若、傅连暲9位开国中将，王直、王集成、彭德清、何廷一、黄鹄显等71位开国少将，他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福建成为当之无愧的红军故乡，人民军队的创建地，将军的摇篮。

◆福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发祥地，特别是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及其伟大实践，为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探索了正确道路

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需要党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创性探索。这种探索自从人民军队成立就开始了。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和闽西地区的革命实践，使建军理论得以进一步形成和完善。于1929年12月在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特别是在闽西建党建军的实践及探索的经验，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内外部关系，初步提出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福建红军及游击队十分重视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在实践中探索人民军队建设路子，巩固党的绝对领导，并把政治工作提升到“红军的生命线”的高度，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

苏区时期，福建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制作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套军装；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军团；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正规红军学校——闽西红军学校；创设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为红军服务的医院——长汀福音医院；出版了红军历史上第一张军报——《浪花》。特别是1930年6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四军、闽西红十二军和赣南红六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朱德分任总指挥、总政委，军团发展到16000余人，成为全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部队，在实现红军正规化建设方面迈出重要一步。这些都体现出福建在红军建设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和作用。

在红军长征和三年游击战争最为艰难时期，踏上漫漫征途和留下坚持斗争的福建红军指战员们，听从党中央和党组织的领导，永远跟党走，把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建立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清剿”，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伟大长征和艰苦卓绝游击战争的胜利。这也是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红军建设的结果。

特别是浴血奋战在抗日疆场的福建子弟兵，他们把苏区和游击战争时期形成的军队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了抗日战场，如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群众路线、严守纪律、军事民主等，不仅在实践上加以灵活运用，而且结合新的条件进行补充提升，实行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使人民军队更加得到发展和壮大，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全国抗日的模范队伍，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支持。

在战略战术方面，福建子弟兵探索了运动战与游击战相互配合的办法。特别是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开展了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形成了“散兵群”、“走、藏、打”、内外线结合、“狡兔三窟”等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这些也被运用到抗日战场，形成并发展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福建沿海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寻找战机，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些军事战略战术的建设，对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极大威力。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福建党组织和游击队执行毛泽东、党中央“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按照毛泽东关于在不利形势下要实行“战略退却”的军事思想，探索出“武装退却”的做法，将抗日游击队隐蔽到国民党或伪军队伍中，坚持抗日斗争。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增强党性，锻炼干部，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扎根于群众当中，从而使党组织和游击队学会了会冲、会躲、会变、智斗和做群众工作五种本领，政治水平得到提高，力量得到发展。

这些既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贯彻，也是丰富和发展，为人民军队建设探索了有效的路径。

◆福建军民在战争中浴血奋战、淬火成钢，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解放事业付出巨大牺牲，作出杰出贡献

福建人民具有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光荣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全省人民积极参军参战，配合支持，不惜损失财产和牺牲生命，为中国革命胜利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福建军民积极参加苏区反“围剿”战争，不仅有主力红军在各个战场浴血奋战，还有各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开展游击战争钳制敌人，更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在漳州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东南作战军和东方军入闽作战、建宁保卫战、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等行动中，都是如此。福建军民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胜利，巩固中央苏区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征前夕，1934年7月，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瑞金出发挺进闽浙皖赣，转战福建境内20余县市，进行英勇搏斗，福建军民提供了大力支持。1934年8月，福建军区的独立七团、十一团奉命从宁化赶往江西，配合红三军团，参加保卫苏区的驿前战斗、石城保卫战，以掩护主力红军撤出苏区，后又连续转战于高兴圩、银坑等地。红八团、红九团受中革军委命令，深入敌后，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打击和延缓了敌人向中央苏区的进攻。1934年9月，在长汀、连城交界的松毛岭保卫战中，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将士及福建地方武装，鏖战数昼夜，顽强阻击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写下悲壮一页。这些行动，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也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起了策应作用。

长汀、宁化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在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有近3万名福建儿女，几乎遍布红军各部，他们担负着前锋或后卫、政治工作或后勤保障、侦察或救护等特殊而繁重的任务。以刘亚楼为师政委的红二师，杨成武为政委的红四团，王集成为政委的红六团，张南生为政委的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以及担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的刘忠等，担负先锋尖兵任务，一路上闯关夺隘，攻无不克，在冲破湘江封锁线、突破乌江天险、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战斗中屡建奇功。同时，郭化若、罗舜初、蔡威、童小鹏等活跃在红军参谋机要部门，为打击敌人、长征转移出谋划策。傅连暲、江一真等救死扶伤，挽救了众多红军将士的生命。在长征途中，主要由闽西儿女组成的三十四师6000多人，担负着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的后卫重任，在突破国民党湘江防线的战役中，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保证了大部队安全过江，全师将士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由原闽西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改编的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2000余人，在甘肃高台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到达陕北后，踏上长征路的福建子弟兵仅剩下2000余人。

红军长征后，留在福建坚持斗争的几千名红军和游击队将士，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黄道、叶飞等人的领导下，独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建立了闽西、闽粤边、闽北、闽东、闽中和闽赣边游击区，同南方各游击区一起，形成了重要的第二战场，保持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党组织先后在长乐、福清、莆田、平潭、连江等地组建7支抗日游击武装，总人数达1600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打击和骚乱敌人。

在全国战场，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福建儿女在抗日战场英勇奋战，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韦岗战斗、繁昌保卫战、高邮战役等著名的战役，屡立战功。在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战役中，福建子弟起了重要作用。此战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杨成武指挥由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扩编而成的独立第一师，在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多人，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新四军二支队至1939年底，共进行大小战斗119次，毙伤日伪军3900多名。福建子弟兵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收入《福建省革命烈士英名录》的抗战牺牲烈士有2400多名，八路军中牺牲的闽籍著名烈士有陈明、刘云彪、苏精诚、高捷成、李林等。新四军部队中牺牲的闽籍团级以上烈士就有28人，新四军十六旅政委廖海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是抗战为国捐躯的杰出代表。

解放战争时期，闽浙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的党组织领导两个游击纵队，发动人民群众投身于全国解放战争的洪流，开展声势浩大的爱国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独立或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福建几十座县城，大大推进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在全国战场，在人民军队各部的福建儿女，高举人民解放大旗，战斗足迹踏遍华夏大地，为全国胜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福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地，是政治建军纲领的诞生地，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红军游击队整编新四军北上抗日的策源地，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作出重大历史贡献。

（执笔：王盛泽　胡自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