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王荷波的名字鲜为人知。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先驱，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早期领导人。在党的三大上，王荷波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是我党第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王荷波还是我党纪律检查工作的奠基者，在党的五大上，他当选为我党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北方党的工作。1927年10月18日，王荷波在北京被捕，11月11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终年45岁。

 在苦难和漂泊中成长

 1882年5月的一天，在福建省福州城内府里东廊顶，一声婴儿的啼哭声给福建布政司衙门小书办王犹允的家带来一片喜色，一个男婴诞生了。作为家中的长子，王犹允为孩子取名灼华，希望这个孩子的降生能给家庭带来好运。

王荷波出生在近代中国最为黑暗的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外有侵凌的列强，内有腐朽的清政府，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作为文笔小吏的父亲职俸微薄，难以养家糊口，而在王荷波之后,家里又添了4个弟弟，贫困始终伴随着这个家庭。王荷波的童年只读过两年私塾，十多岁时他就要到闽江边石船馆参加拣石子劳动，挣点钱补贴家用。1901年母亲的病故使这个家庭更加困顿，在母亲故去后不满百天，19岁的王荷波便离乡背井，去江苏江阴投靠在海军鱼雷营当营长的姨父，到海军里当水手。

一年后，由于姨父去职，王荷波又开始漂泊和流落，先后在大连青泥洼学机械、到旅顺枪炮局当机匠。后来，又由华北辗转华东。1916年夏，他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又叫铁路大厂)当钳工，直至35岁时才娶妻成家。

长江北岸的浦口，是津浦路与沪宁路的中转站，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加上当时长江没有大桥，只靠单船轮渡，运行缓慢，许多旅客都要在这里逗留中转。于是，浦口附近的浦镇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城镇。

浦镇机厂是1908年春由中英合资建起的一座机车车辆修理厂，而津浦路南段建筑权全属英帝国主义。因此，这个厂实际上是英国独办的。王荷波在四处漂泊的苦难生活中，深切感受到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掠夺成性，人民生活饥寒交迫，因此，他在工厂里从不巴结工头，待工友们慷慨无私，工人们对他十分敬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纷纷南下到上海串连，王荷波开始接触新青年，也开始接触新思想，他经常与进步学生交流，大量阅读《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刊物。这年6月7日,北京政府逮捕进步学生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人民激于义愤，罢市一天。次日，王荷波等参与组织浦镇机厂工人要求去南京声援罢工、罢市。可是，由于反动军阀的重重阻挠，渡江不成。王荷波愤慨地说：“工友们！耻辱不能忍，亡国奴的日子不能过。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条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江已被军阀封了，我们过不去了，那我们就在浦镇游行。”于是，他带领着怒火满腔的工人们在浦镇甫门街举行示威游行支援南京人民的斗争。

在浦镇机厂，英籍厂长奥斯顿和总监工布拉克等在厂内为所欲为，压榨职工，工人对奥斯顿和布拉克早就十分不满。1920年5月，布拉克为了不让工人上班时间上厕所，竟下令拆除厕所，这更激起工人们的强烈反抗。王荷波对工友们说：“英国鬼把我们当牛马，我们是人，是中国人，绝不能让他们任意摆布。”他代表工人们向厂方提出：取消所有罚款制度、重建厕所、加薪一成和布拉克赔礼道歉等4项条件；在厂方未答复前，全厂实行罢工。布拉克慌了，急电铁路局机务处。3天后，机务处一个姓蔡的处长赶到，与王荷波等工人代表谈判。通过斗争，蔡某和布拉克被迫答应了工人的复工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斗争中，王荷波逐步地认识到唯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获得劳工的解放，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设光明的新中国，王荷波开始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

1920年底，在浦镇机厂附近的浴堂街的青石板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匆匆来去的身影，他就是王荷波。浴堂街34号曾是家澡堂子，就是在这间澡堂子里，王荷波等人秘密筹组工会，他对工友们说：“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反抗洋人、工头的欺压。”在王荷波等人的努力下，1921年3月14日，浦镇机厂工会正式成立了，王荷波被选为会长。这天正赶上他的妻子分娩，王荷波无暇分身，只好委托工友的家属代为照顾。当他开完会回来时，妻子已经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孩。王荷波喜笑颜开，为了庆祝工会成立，他给女儿取名“职工”。

浦镇机厂工会成立后，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兴办了工人浴室等，同时还兴办工人夜校，教育工人懂得自身求解放的道理，把工人紧紧团结在工会的周围。

那时，资方为了诱骗工人服苦役，虽然每年也给工人增加点工资，但远远赶不上飞涨的物价，工人生活十分困苦。王荷波深知工人生活的痛苦，代表工人向铁路局提出增加工资、发给御寒棉衣等11条要求，可铁路局一直置之不理。于是,他组织工人准备进京到交通部请愿。一个星期日，王荷波趁津浦铁路特别快车进站之时，带领着浦镇机厂的几十名工人卧轨请愿。面对工人的压力，铁路局只得答应让王荷波代表工人赴京谈判。

肩负起浦镇铁路工人的重托，王荷波只身前往北京。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工人们看到王会长身着单衣在凛烈的寒风中奔波，很是心疼，就暗地里凑钱为他买了—件皮毛大褂。王荷波穿上那件新大褂，登上北去的列车时，对前来送行的工友们感激地说：“弟兄们，穿上你们送的寒衣，我浑身充满力量。此去决不辜负大伙的重托！”

到北京后，王荷波前往交通部面见交通总长叶恭绰。叶和一帮官僚百般刁难，王荷波大义凛然，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北洋军阀政府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王荷波带着斗争的胜利成果从北京返回浦镇。这一天，浦镇机厂就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广大工人及其家属兴高采烈，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王荷波。回厂后，王荷波又依靠工会的力量监督铁路局兑现11项条件，还办起了工人合作社和崇意学校。这件事让王荷波在工人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浦镇机厂工会也逐渐发展壮大。

 “品重柱石”的工运领袖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工人运动从此有了正确的领导者。这年的冬季，为了组织工人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由徐州来到浦镇，不幸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危难之际，王荷波挺身而出，带领工人前去营救。据罗章龙晚年回忆：“1921年末至1922年初，冬春之交，我为开展劳动组合书记部事，经陇海铁路工会介绍，由徐州前往浦镇，不料事为当地‘交通系’所闻，几遭毒手，荷波闻讯，挺身而出，率众救我于围困之中，这样，我就结识了荷波，他留我住在他家中，得以日夜促膝恳谈，他热情豪爽，敢作敢为，非常赞同劳动组合书记部事业，很快我们就成为事业上的挚友。就在这年，他率众加入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本人也由我介绍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路铁路工会中第一个工人党员。”这时的王荷波已经从自发进行经济斗争的劳工领袖成长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自觉政治斗争的工运领袖。

不久后,浦口党小组成立，由王振翼和王荷波两人负责。在王荷波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很快地成立了浦口铁路工会，建立起浦口铁路工人俱乐部。连搬运工人也要求加入铁路工会，王荷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接收他们集体加入。王荷波常说：“一个人有什么本事?大伙团结力量大。全国工人都团结起来，就能推倒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从那以后,王荷波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会工作中，白天干活，晚上组织工人活动，每天忙到深夜，回到家里还坚持读书看报，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他曾到北京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这为他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此间，他常去北大二院“元慕义斋”，和进步师生、工人一起研讨工运问题，并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

在担任工会领导工作中，王荷波遵守章程，严以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账目清楚，从不乱花大伙的一文钱，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工人们把满脸胡须的王荷波，亲昵地称呼为“王胡”。当他40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一块大红绸，题上“品重柱石”4个大字，敲锣打鼓在浦口、浦镇南门环游一周。这4个字体现了工人兄弟们对王荷波的崇敬和爱戴。

为了进一步组织工人,王荷波奔波在津浦路上，先后组建了徐州、济南、天津等三大站的铁路工会。1923年1月9日，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王荷波带领浦镇机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00多人，使津浦路南段列车停运。军阀政府惶惶不安，慑于工人的力量,被迫再次作了让步，答应工人的要求，“两浦”罢工斗争又取得了新的胜利。

1923年2月1日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日子，可这一天，郑州街头阴云密布，反动军阀吴佩孚密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派重兵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王荷波作为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的代表前来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面对反动军阀的武力威胁，王荷波等工会代表毫无惧色,坚持如期开会。上午8时，各地代表和来宾从郑州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冒着刺骨的寒风，迎着反动军警的刺刀，勇敢前进。10时，大会在普乐园剧场举行。刚进行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反动军警就冲进会场，大会被迫停止。接着，反动军警又封闭了郑州会所，封锁代表住宿的旅馆，不许自由行动，并勒令限期出境。

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京汉铁路党团组织负责人李震瀛等连夜召集党员代表秘密会议，宣布三点决定：(一)各地代表、来宾立即离开郑州; (二)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办公;（三）当月4日中午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与各界同胞起来声援。这便是后来震惊全国的二七大罢工。

会议结束后，王荷波立即向各路代表做了传达。翌日凌晨，王荷波离开郑州，到津浦路沿线的天津、沧州、德州、泰安等地，传达会议决定，组织津浦沿线工人响应京汉铁路大罢工。

当王荷波赶回浦镇时已是2月6日深夜，他立即召开党组织秘密会议，介绍了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经过，决定抓住南京港务处长吴梦兰无故开除工人的事件，发动“两浦”工人再次举行大罢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王荷波强调：这是一次反对军阀、声援阶级弟兄的政治性大罢工，一定要严密组织，保证胜利。

2月7日晚，王荷波发动工人首先瘫掉浦口车站252号机车。8日，浦镇机厂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252号机车歪倒在机务段的总道岔，阻拦机车出库，机务段长张殿气急败坏。不料，这时恰有一辆266号机车拉着一列煤车从蚌埠方向开到浦口，张殿急令这台机车牵引客车正点北上，并派十几名武装警察护卫。

列车刚开出浦口站，浦口工人就用电话通知浦镇机厂。只见王荷波手执红旗，率领几百名工人冲向浦镇车站南口，站在铁轨中间，挡住列车的去路。列车没有减速，仍快速逼近。在这危急时刻，王荷波一声令下，“坚决不让火车过去”。几百名工人一涌而上，扑向冰冷的钢轨并卧倒在轨道中。列车被迫停下。与此同时，浦口港务所的工人也将南岸所有的船只开到北岸,顿时“两浦”的水陆交通全部陷于瘫痪。

南京军阀头子齐燮元恼羞成怒，把驻扎在浦镇东门老营盘的1000多官兵派来镇压。王荷波从容不迫地向工友们进行了动员，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两浦”2000多工人严阵以待。在工人与军警的对峙中,齐燮元见势不妙，只好同意谈判。

在谈判中，王荷波义正辞严地提出了撤掉吴梦兰职务、恢复被开除的工人工作、增加工资一成、年终“花红”提前发给以及保障工人言论、集会、游行自由等要求。敌人迫于形势，只得答应这些要求。此时，“二七”惨案的消息传来，王荷波为了保存实力，果断地决定复工。

“两浦”工人进行的这次罢工斗争有力地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充分显示了有组织的工人的力量，但作为工运领袖的王荷波此时已被敌人盯上，他们暗地里策划对王荷波下毒手，上级党组织得到情报，指示王荷波尽速转移。

在离开南京前的那天晚上，王荷波在浦镇后河上的一只小船上主持召开党支部大会。他对同志们说：“这次罢工斗争，我们取得了胜利。它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党的威信，标志着我厂工人已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走上了自觉的政治斗争的新阶段。”最后，王荷波语重心长地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后的重担要靠同志们来挑。不过，根据这次斗争的经验，不论天大困难，只要我们依靠工人兄弟，都能得到解决。”

大江东去，江雾迷茫。这天深夜，王荷波通过在海军中服役的四弟王大华，换上一身海军军服，乔装水兵混进江利号军舰，乘舰离开浦镇码头顺流而下，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王荷波受党中央委托，由广州来到上海。此时，王荷波肩负党中央赋予的两个使命：一是物色、租借中共中央局办公用房，为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作准备；二是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改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作准备。

当年，位于闸北宝山路地区的三曾里，交通方便，商业繁荣，而且工厂林立，工人众多，居民五方杂居，党的群众基础较好，党员较多，地理和社会环境对隐蔽、掩护党的领导机关及开展革命工作十分有利。当时的闸北属于华界，南与英租界江水毗邻，东与日租界虹口相连。王荷波到现场察看地形、地物，了解周围环境，特别对安全保密方面作了翔实的调查。最后，他建议党中央将中央局机关设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中兴路交叉处的三曾里三户楼。经中央研究采纳了王荷波的建议，并决定由王荷波以私人名义办理租房手续。

同年7月，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进驻闸北，领导中国革命大业。不久，王荷波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经常同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三曾里工作和学习。据当时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沈雁冰（笔名茅盾）回忆：“王荷波同志身材高大，说话有煽动力。那时，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五人组成，王荷波是唯一的工人党员，可见他的德才是很出众的。”

中央局机关迁到上海后不久，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机关也由法租界迁到闸北。王荷波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并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期间，王荷波还继续关心浦镇党的组织，指导浦镇党支部与南京党支部联合，以加强领导力量。他还经常到铁路、船厂、海军部队以及南京、无锡等地指导工作，向工人群众讲演。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王荷波同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王荷波担任执行部调查干部。他们为坚持我党的独立原则，贯彻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做了大量工作，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也更好地开展起来。

同年6月，王荷波、李大钊、罗章龙、刘清扬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王荷波(化名彼得洛夫)和罗章龙(化名伊万诺夫)参加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会上，王荷波同李大钊分别作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问题的报告。王荷波还同罗章龙、姚佐唐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会后，代表们参观了当时苏联的工厂、学校、托儿所和孤儿院，看到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尽管战后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但人民的福利事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

这次苏联之行给王荷波留下难忘的印象，每当他回忆起在苏联的这段美好时光时，总是兴奋不已，他曾对妻子说：“你等着吧，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也要像苏联那样，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王荷波还学习苏联的经验，在上海组织起红色救济会，救济因罢工失业的工人和被捕、遇难同志的家属。

在党中央工作期间，王荷波还兼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肩负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重任。他还直接领导铁路、海员和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会工作。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实际指导工作。有一次，吴淞铁厂监工蛮横殴打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工人谭学厂，激起了公愤。王荷波赶到工厂，以谭学厂师父的身份参加工人会议，支持工友们争取人权的斗争。斗争取得胜利后，王荷波因势利导地发动大家组织工会。他说：“我们工人要有组织，如果没有团体，很难保将来不再发生殴打工人的事。”在王荷波的启发下，吴淞铁厂的工人积极筹备成立工会和建立团支部，吴淞铁厂、张华浜铁路工厂工人和同济学校艺徒等近百名主动要求加入工会。

1925年1月，王荷波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四大，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党的四大决定，王荷波与罗章龙共同负责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2月，王荷波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他积极主张恢复各路原有工会，整顿工会组织，培训工会干部，保护工人切身利益。

这年3月，王荷波来到南京，同恽代英主持召开国民运动大会，发表演讲，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反对段祺瑞政府。当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从北京传来，王荷波又参与组织追悼大会活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5月初，他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领导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后，王荷波继续在上海、南京一带领导工人运动。

当时，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据点。日本在上海开设了十几个纱厂，日本资本家肆意虐待中国工人，工人每天连续工作12至16小时，而且工资极低。日本资本家的压榨使工人们无比愤恨，于1925年5月15日举行了罢工。资本家以关厂停工相威逼。愤怒的工人们推倒铁门栏，冲进工厂，要求资本家发工资。日本资本家竟然向工人开枪，许多工人当场被打伤，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打死，这是五卅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涌上街头，抗议日本资本家惨杀顾正红、逮捕工人。以英国为首的租界当局出动武装巡捕，拘捕学生。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行径，学生、市民极为愤怒。当日下午，便有1万多人围住南京路老闸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竟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多人，打伤数十人，捕走4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召开20万人的反帝示威大会，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号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五卅运动中，王荷波是上海工运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25万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这次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成为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在这期间，王荷波还常到南京领导反帝爱国运动。他到宝塔桥英国人办的和记洋行的工人中去，开展组织工会、发动斗争的工作。和记洋行食品厂的英国厂长蓄意挑拨江苏、广东、湖北工人之间的关系，企图分裂工人队伍。王荷波深入到工人家里，向他们进行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揭露英国资本家的罪恶勾当，阐述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道理，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王荷波的领导下，英商和记洋行的工人坚持了长达40天的罢工，成为南京工人运动的中心。

为了集中精力抓好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1925年6月，王荷波被中共中央派往郑州，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参加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工作，但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他与王若飞、张昆弟、李震瀛等一起，共同领导河南省的工人运动。

当时，郑州有一家中日合办的5万纱绽的豫丰纱厂。由于经理穆藕初对女工进行搜身，又在月薪上制造新老工人的矛盾，激起了工人的反抗。工会召集了全厂5000余工人参加的大会，提出12项改善工人权益的条件，厂方置之不理。王荷波立即组织工人罢工。罢工从8月7日开始，3天后，王荷波又发动京汉、陇海两条铁路全路工人参加罢工，郑州各商店也罢市声援。罢工持续了十几天。厂方雇来流氓、厂丁300余人，企图用武力强迫工人上工。8月20日下午，流氓、厂丁四处殴打赤手空拳的纱厂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伤70余人，重伤9人，打死韩玉山、王长保2名工人，并捣毁纱厂工会。王荷波同王若飞等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对豫丰纱厂实行煤、棉、纱、布“四不运”。由于京汉铁路工人的支持，终于迫使穆藕初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此时，河南已经成立了3个铁路工会、3个煤矿工会和3个纱厂工会，全省各地的一批小工厂也都成立了工会。王荷波分析了这一形势后，积极筹备成立省总工会。9月18日,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大会在郑州举行。王荷波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来宾的身份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据时任河南省总工会秘书的马文彦回忆：“省总工会成立后，会址原定设在郑州，荷波说，省总工会不要放在郑州，应该设在省会开封。大家都说他这个意见对，若飞也赞成这个意见，于是省总工会就设在开封南关外。”这样可以扩大省总工会的政治影响。

那时，王荷波常到开封检查指导工作，要求做工会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下去，和工人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把工作做到铁路沿线的道班，并身体力行地做表率。王荷波还同当时在河南主编《中州评论》的肖楚女研究刊物问题，《中州评论》曾专门出版过职工运动专号。

1926年2月7日至16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举行，受到当地数十万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此时，全国18条铁路有组织的工人已激增到14万人，大会号召全体会员组成一致反对日法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直系、奉系军阀的残余势力。会后，王荷波仍然主持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3月，王荷波来到大连，召开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南满铁路总工会。8月，王荷波任全国铁路工人运动中央特派员，常驻铁总。

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王荷波赶到上海，亲临起义第一线，整顿起义队伍，指挥工人武装队伍与反革命武装作战。这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湖北武汉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当选首任主席。6月，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王荷波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8月7日，王荷波以中央监委的身份参加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选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人组成，王荷波任书记。八七会议后，王荷波亲自指导河北玉田农民武装暴动，虽然暴动最终失败，但这次暴动为冀东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开了先声。

1927年10月18日，为筹建北京市总工会，王荷波来到北京法政大学参加积极分子活动会，不幸被反动警察逮捕。由于叛徒告密，王荷波被奉系军阀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在北京安定门外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5岁。

（本文作者系中共福建省纪委副厅级纪检监察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