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孝荣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可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又一座耸立在国人心中的思想文化高峰。朱熹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与文化性格的塑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朱熹学说博大精深，是一位空前的集大成者。朱子不仅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乃是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朱熹以一人之力创造的“综罗百代，致广大，尽精微”的思想体系，迄今仍是令人惊叹的宏大的思想文化工程。朱熹大胆“援佛入儒”、“援道入儒” ，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创造了程朱理学极为精致的理论形态。朱熹渐次讨论了理气、心性、格物和致知、主敬和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抽象的思辨课题，大大提高了儒家哲学理论思维的水平，使得儒学在释道的严峻挑战下，引来了源头活水，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朱熹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中华民族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上。自唐代安史之乱中经唐末五代十国到宋朝建立之前的二百多年间，既是一个军阀混战和政治动乱的社会，也是 “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废，而先王礼制文章扫地而尽于足矣”的社会。因此，收拾人心，重建道德理想与信仰，重建社会伦常秩序，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朱熹以中国传统士大夫“任重而道远”的担当精神，高扬起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主张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则，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方法，以格物致知为基本的“为学功夫”， 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从思想文化层面为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理想与信仰，重建社会的伦常秩序，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对学术的执著与坚毅，即使在困境之中也不放弃学术信念，是朱熹留给我们学界特殊的精神财富。 “理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命途多舛，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迫害，直至宋宁宗时遭遇庆元党禁，朱熹被诬伪学不轨，举国上下纷纷饬毁朱熹所著之书的严重困境。但在这种巨大的压力面前，朱熹表现出了对学术信念的百折不回的坚守与执著。他活着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守望、拼搏和奋斗，更多的是遭遇种种挫折与打击；朱熹的一生多次改换自己的名号，依次有云谷老人、云台真逸、沧州病叟，晚年更名遁翁，多少反映了他多舛的命运图景。然而后人折服的是，朱熹就是在这样的执著与坚毅中，成就了他文化巨擘的生命价值。

　　朱熹是尤溪的骄傲、福建的骄傲、中国的骄傲。８８０年前，朱熹在尤溪诞生，来到人间，创造了一番思想文化的伟业。这是他惠赐予尤溪、惠赐予这片土地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信仰，促进社会和谐，是我们面临的极为艰巨的任务。因此，积极开掘和合理利用朱熹思想文化价值，重构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与信仰，推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