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冬天，中央决定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被打成“右倾”的项南，从落实政策到出任改革开放前沿省的主要领导，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举荐，更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慧眼识人。

福建和广东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福建的各项工作仍然徘徊不前，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一些闽籍爱国华侨还给中央写信，呼吁派得力大将坐镇八闽。于是，福建的班子建设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摆在了邓小平面前。应该由谁来主持福建的大政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郑重推荐了项南。邓小平的眼睛为之一亮。

项南是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得力助手，但由于“左”的政治气候，项南被错误打成“右倾”，被撤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之职、连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恢复工作后历任一机部农机局局长、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1979年初出任农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摘掉了他的“右倾”帽子。

邓小平与项南虽然鲜有接触，但隐约知道他的一些经历，尤其对他在农机部任职期间所显示的才能有所了解。在中美尚未建交之前，项南即于1976年率团去美国考察农机工作，继而又去欧洲和澳大利亚考察先进国家的农牧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回国后如实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汇报发达国家的真相，在中国打开国门的前夕与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扩大视野、更新观念的作用。以项南的才识，放在一个部门的副部长之位，显然是大才小用。另外，项南虽然出生在福建，但受投身革命的父亲影响，11岁就离开了家乡连城，解放后基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与福建的干部群众没有纠缠不清的瓜葛，这有利于他站在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落实干部政策，早日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邓小平拍板亲定了项南。

项南没有辜负邓小平的信任，上任后全面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顶着重重压力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给福建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劲风，把全省上下的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上来。

福建是改革开放的两个先行省之一，又有一个厦门特区，肩负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试验”的重任。1981年1月底，上任方10多天的项南，怀着热切的心情到厦门考察。他发现厦门特区太小了，2.5平方公里的地方让人束手束脚。邓小平倡议建设特区时曾有一番经典之谈：“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项南深悟其中的真味。

要如何在一张白纸上绘出特区蓝图？项南给特区领导者和建设者们上课：“搞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第一位的，怎么做也不会过分，没有危险，搞晚了倒是会耽误工作。”特区建设之初，厦门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项南的这一设想，以后的事实证明此举极有远见。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在目前条件下，福建对华侨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澳门。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两省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项南的意见汇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感到项南的想法果非等闲，决定把久病的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调离，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以便他放开手脚搞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促使福建早日腾飞。

为了达到改变福建面貌进而先行一步的目的，项南领导全省上下积极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独辟蹊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一言难尽，每个故事背后所包含的共产党人辉煌的创造力也非三言两语所能详尽。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虽然国家订立了中外合资法，但法规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注定了对这个“新生儿”毁誉交织。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意见，有位领导还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随着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想到了邓小平那个“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邓小平成为他排除千难万阻的精神动力，他毫不犹豫地对福日公司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并且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

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引进项目都遇到这类问题。面对纷然而至的各种议论，关键时刻项南都挺身出来说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他面对各种非议，力主引进外资，倡议省里利用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贷款，建成全省第一支远洋船队；并率先引进、开通了当时全国最为先进的万门程控电话。

对邓小平倡导的经济特区，项南自始至终有着冲天热情。以敢讲话著称的他，不止一次地为特区正名，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摇旗呐喊，还为特区争取更多的特权。1983年9月，项南在福建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特区要实行“四特”：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方法。这个讲话以《特区要“四特”》为名经香港《中国经济特区年鉴》创刊号发表后，《香港经济导报》、日本《中国经济动向》等先后转载，收到很好的效果。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了厦门。回京后，中央决定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对福建的改革开放给予更大的支持。为贯彻中央的决定，项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确定由省政府把邓小平视察情况和题词，尽快向海关、银行、公安、边防、工商管理、商业、财政等省直有关部门传达，有关单位应认真讨论就如何贯彻执行问题向省政府作出报告。省的几套班子以及舆论部门也都要拿出专门时间进行研究。

在中央和省委的重视、关怀下，厦门特区的建设快速发展，1984年出现了外商投资高潮。项南又指示要召开福建省商品交易会。1985年，厦门项目协谈会在富士山展览城召开，国内外客商纷至沓来。协谈会开得很成功，渐渐演化为全国性的“9·8”厦门经贸洽谈会。1985年1月初，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地方航空企业———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正式营业；1月20日，厦门从日本引进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投入使用；接着，中国首家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成立。其后，厦门经济特区各类银行及分支机构达300多家，密度在全国名列前茅。

项南不仅关心经济特区，还积极思考着全省的大开放格局，提倡沿海和内地都要扩大开放，沿海应走在内地山区的前面，为全省乃至全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为了推进改革，项南旗帜鲜明地支持55位厂长、经理关于“松绑”、“放权”的呼吁，并亲自为《福建日报》发表这封信撰写了按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都作了报道转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项南提出的“大念山海经”、“乡镇企业一枝花”、“以智取胜”等战略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全省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福建经济的空前繁荣，其中，“泉州模式”更是闻名全国，泉州被称为项南实践邓小平理论的成功之地。1985年初，经国务院批准，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形成一个新的开放格局。

1985年11月，项南在会见首批访闽的37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及其夫人时，自豪地宣布：“前几年，福建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是在全国29个省市里占第21位，去年我们前进到全国的第3位，我们的电子工业，原来占全国的第18位，去年前进到第6位……”他表示：“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福建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

项南在福建任职的5年，正是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岁月，他纵横捭阖地提出了一系列切合福建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为福建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