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将全国划分为五大战区，山西、陕北和绥远被划为第二战区，长期主政山西的军阀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五台同乡赵戴文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和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忻口战役后，太原失守，阎锡山与赵戴文先后转移至临汾、秋林、克难坡等地办公。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6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在回国慰劳时曾经到访过山西，并在克难坡与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有过一次长谈。对于陈嘉庚的山西之行，我们以往知之甚少。陈嘉庚在访问延安之后为何要访问山西？他在山西和阎锡山谈了哪些内容？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仅用寥寥数语一笔带过。

作为陈嘉庚访问山西的重要当事人，阎锡山对陈嘉庚的山西之行有无记录？阎锡山有写日记的习惯。非常幸运的是，在阎锡山的日记中，恰好保存了陈嘉庚1940年6月山西之行的一些细节。2012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阎锡山日记全编》，为我们还原陈嘉庚的山西之行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史料。

1940年6月8日上午，陈嘉庚一行结束了对延安的访问，并于次日出发前往山西。对于陈嘉庚的山西之行，上海出版的《总汇报》6月9日曾对此事进行了“预告”：“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一行数人，八日午由肤施返此，定九日转赴晋西某地谒阎长官致敬。”

报道中提到的“肤施”即今天的延安。当然，报纸为了保密起见，并未透露陈嘉庚将前往山西何地见阎锡山。事实上，当时山西省会太原已经被日军占领，阎锡山和赵戴文均已移至吉县的克难坡办公。据阎锡山在日记的记载，他是6月10日在克难坡“欢宴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在李铁民、程天放、寿家骏等人陪同下，来到山西的克难坡，被安排到招待所住下，接着由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主持接待并在大会致辞欢迎。陈嘉庚在山西考察期间，曾与阎锡山有过一次长谈。据曾经担任过阎锡山秘书的杨怀丰回忆：“1940年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从西安到延安，还到宜川秋林和吉县克难坡访问。后来听说，陈此行是为了加强蒋、阎、共之间的团结抗战关系，结果并不理想。蒋不忘反共，而阎亦不忘要钱。”

陈嘉庚对抗战前途非常关心，但当时国共之间的摩擦也让陈嘉庚感到非常揪心。陈嘉庚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问阎锡山：“中国抗战可以得到胜利，唯国共摩擦，是否抗战前途的顾虑？”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话题引向中国共产党：“中共中不乏深明大义之人，不致在抗战期间扩大国共冲突。”陈嘉庚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只好又追问：“司令长官说他深明的是什么大义？”阎锡山则回答：“他现在也是以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为号召，以国家民族的大义为大义。”

陈嘉庚在会谈中称赞阎锡山是“具有抗战决心的爱国热忱的人”，接着询问其对国共冲突有没有调解的办法。阎锡山为人城府很深，面对这种敏感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陈嘉庚：“先生有何意见？我愿闻教。”面对阎锡山的反问，陈嘉庚回答道：“我前在重庆时，曾晤白健生先生。白先生并主张划分防区，使各守境地，各自进步，司令长官以为此办法能否收效？”

陈嘉庚提到的“白健生”即白崇禧。事实上，陈嘉庚也没有给出自己的看法，而是谈到了白崇禧“各守境地”的主张。在没有摸清阎锡山真实想法的前提下，陈嘉庚当然也不会把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陈嘉庚与阎锡山的谈话，充满了彼此试探和小心翼翼的味道。

面对陈嘉庚的反复追问，阎锡山这才谈了他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国民党是以政权领导民众抗战，共产党是以民众力量作革命的基础。”在阎锡山看来，共产党最后要建立的“当然就是人民政权”，“两者目的路线做法均不相同，而且是冲突的，欲不摩擦做到非易”。

陈嘉庚在访问延安之前，不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重庆，经常能听到“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说法。陈嘉庚在与阎锡山会面时，双方也谈及这一话题。令人意外的是，阎锡山竟然对八路军的抗战效果给出了肯定性的评价，称“八路军是作战最灵敏的部队”。

阎锡山素以“圆滑谨慎”著称。作为一名国民党的高官，阎锡山之所以在陈嘉庚面前对八路军的抗战效果给出肯定性评价，显然不是因为他内心真的认同共产党，而是另有原因。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具有明显的两重性。阎锡山既有“防共反共”的一面，又有“联共抗日”的一面。作为“山西王”，阎锡山一方面需要利用蒋介石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另一方面，阎锡山又需要利用共产党来“抗衡”蒋介石和日本人。阎锡山试图在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之间找到一个允许他生存的“夹缝”。用阎锡山自己的话来讲，“我们是立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陈嘉庚与阎锡山会谈时，还谈到了“廉洁政治”问题。陈嘉庚问：“我此次在沿途听人都高喊廉洁政治，今后由此努力，政治上是否可以进步？”阎锡山对此不以为然，他回答道：“行政的廉洁，不是政治的进步。政治的进步要加速度、加强度的政治效能，如以飞机式的进步，发展物力、集中人力、加强国力、改善民生。”

会谈临近结束的时候，陈嘉庚问阎锡山：“对抗战前途作何估量？”阎锡山对抗日战争的前途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他对抗战胜利“有乐观的定念”，但对“抗战演变的前途”，“却抱有绝大的悲观”。陈嘉庚问他原因，阎锡山回答说，担心中日战争会导致出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结果。

6月12日早上，陈嘉庚一行离开了克难坡。陈嘉庚是带着一种什么心情离开了山西，阎锡山日记中并没有记载。但是，陈嘉庚在离开山西之后，曾多次发表演讲，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陈嘉庚曾于1941年1月5日在新加坡快乐世界运动场向南洋华侨报告回国访问经过及观感，演讲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央官吏清廉苦干者固多，而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者，间亦难免。以我国数十年政治积弊，欲期一日澄清，自非易易。”

陈嘉庚所说的“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者”是否包括阎锡山，我们不得而知，但阎锡山在山西的抗日表现显然无法令陈嘉庚满意。事实上，阎锡山从来没有把共产党看作自己的“盟友”，反而试图与日本人达成某种“合作”。1940年夏，阎锡山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竟然与日本特务大矢正春暗通款曲，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

山西之行后，陈嘉庚更加清楚，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不在重庆，延安才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之城，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思政部）